徐佳佳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晚清年鉴作为西方工具书被引入中国。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年鉴已经逐渐根据社会发展和自身需要,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内容和运营机制。民国政府实业部编辑的《中国经济年鉴》[1]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统计学和年鉴学在晚清民国互鉴的结果。作为我国早期年鉴中的一部经典官修年鉴,其内容编辑和运营在官修年鉴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透过对民国《中国经济年鉴》个案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民国年鉴编辑出版和本土化过程,为当前官修年鉴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危机与“统制经济”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在形式上实现全国统一,并设立了实业部掌管全国经济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及中国国内政局长期动荡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生凋敝,经济秩序紊乱。时任实业部部长陈公博说,“(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各种机械的生产固然谈不到,就是一般的金融状况亦极紊乱不堪,又年来的天灾人祸,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的社会经济更陷于危境”。[2]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打开工作局面,实业部要求对全国经济基本面有准确的了解。为此,实业部着手组织编纂《中国经济年鉴》,对国内经济情况进行摸底,并通过该年鉴警醒世人“实业部有鉴于此,爰编中国经济年鉴一书,作惩前毖后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