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新法〉》导言

□克恰诺夫著 王培培译

对于《亥年新法》的首次研究来自聂夫斯基的奠基之作《西夏语文学》及文章《西夏文文献及其收藏》。“在我们的馆藏中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作品，无论是研究西夏的政治，还是社会关系，都离不开这部文献资料，即被修订并且重新颁布的、共有20卷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下文简称为《天盛律令》）。该法典有完整的编纂组织，其中有几位编纂成员是中原汉人。这会使人认为该法典是具有西夏特色的宋法典译本。在几乎全部收藏品中，除了这部刻版印刷的作品之外，我们还找到了另一本叫做‘光定年间猴年新法’的手抄本”①［1］89。此外，聂夫斯基档案中也提及了《新法》［2］。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献进行简要著录。其中把《新法》和《猪年新法》登记在第56号和57号，登记在58号的残片没有题名，但有可能和《新法》有关系［3］86-92。本书的研究证明，《新法》的卷数和内容比上面提到的两种版本更加丰富多样。

通过《新法》的手抄本可以推测出，其一，法律条文在京师被抄写多份并送交到各地方机关；其二，地方机关把得到和修改好的法律条文抄写多份并送交各司、县和区。

抄写笔迹的不同证明有很多抄写者。法律条文还有校对痕迹，如省略和遗漏的字句，会在右侧沿着垂直方向进行订正；错字被划去，并紧跟着写上正确的文字……这类更改痕迹在文献中随处可见。

《新法》文献照片已经刊布并出版，我们可以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九册中看到几乎所有的文献内容［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