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记载重点演变述论

韩章训

（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浙江 衢州 324002）

这里所谓“志书”不包含各级政区专志和小志。对志书记载重点演变问题，民国梁启超曾评说曰：“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的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等为最主要部分。稍进，注重人物传记。更进则及于古迹、遗书、遗文、金石等。更进则注重现代风俗、掌故、经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须考证者愈繁，在故去取别择亦成为专门技术。虽缘作者之识见、才力、好尚，详细互有不同，不能限以时代。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观念日趋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可断言也。”［1］梁氏如此评说反映了志书记载内容演变的大势大略。为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本文拟分如下五个历史时期，以作较为深入的具体分析。

一、重地理、轻人文时期

此时期涵盖时间为宋元。这里所谓“地理”属广义地理概念，含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所谓“人文”属狭义人文概念，含人物、职官、政治、经济、文化（后同）。宋元是志书从主记地理到融地理、人文于一炉的转型时期。自北宋初年始，朝廷就先后几次组织编修以记地理为主的图经。如开宝四年（971）正月，朝廷“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2］又如景德四年（1007），真宗诏李宗谔等编修《祥符州县图经》。［3］此次修志成绩巨大。据时人王应麟统计，“祥符四年八月十八日，中书门下牒别写录，颁下诸道图经新本共三百四十二本。”［4］自太平兴国间始，以乐史为代表的一些修志者，始把地理、人文融于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