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川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蔓延到全世界,成为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针对这一事件,各种话题纷至沓来,诸如关于瘟疫与人类历史进程、关于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文化心态、关于经济发展和股市动荡、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关于新型地缘政治等等,一时之间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和焦点,当然其中也伴随着各种对中国污名化、将病毒政治化的卑劣操作。无疑,新冠肺炎确系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也确实是个社会治理问题,然而它首先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问题。公共卫生抑或社会治理并非本人所能讨论,我所瞩目之处在于此次全球危机与某种现代思想之间的关联以及规避类似危机的可能路径。一种区域的、局部的问题在短短两个月内迅速演变为全人类的危机事件,这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事件之一。如今,疫情并非某一民族、某一文化体、某一国家的区域性问题,而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现代阶段、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共业,或者更直白地说,是人类发展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关于瘟疫的流行史不绝书,比如雅典瘟疫和欧洲文艺复兴前叶的黑死病。①白春晓:《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宋耀良:《黑死病与文艺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赵立行:《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