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峰
我国立法关于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诉权谱系中,检察机关是顺位在后的类型,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的诉权关系,相关制度规范未作出顺位的安排。部分地方通过个案裁判和司法政策,将立法中本无顺位关系的诉权,转变为政府诉权优先的解释方案。此举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认可,进而升格为全国性制度。此举虽对激发行政资源投入公益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但就其诉讼内在价值而言,也存在较大弊端,在实践运行中有剪除社会组织诉权之虞,也与环境公益诉讼中已有的支持起诉等周边制度缺乏衔接。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政府介入环境公益保护的优势,是否必须以诉权优先的方式体现?是否存在既发挥其优势,又能尊重公益诉权社会本位,且在立法技术上严守立法保留的法解释维度。于此,笔者将在政府诉权优先地位被逐步确立的制度嬗变过程中,理清两类诉权从平行到阶次结构转变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其规范内容和立法技术有违法治精神之处,提炼优先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将其与公益诉讼的制度规律、立法与司法理性关系相结合,提出优化既有模式的思考。
政府机构享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权在制度创设之初,并未虑及与社会组织诉权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二者应当处于互不涉及的状态;但在实践运行中,经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以法解释的技术路径确立了政府诉权的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