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对马、郑注之驳正

万 茹， 曹 炜

(1.淮阴师范学院 科研部， 江苏 淮安 223300； 2.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继阎若璩、惠栋定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之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为有清一代疏解《尚书》全经之首出。江声搜集马融、郑玄等汉儒经注，参以《尚书大传》《五经异义》，更旁考他书，精研故训，使得《尚书》在经、注、疏方面呈现吴派面貌。所谓吴派面貌或者说特色，章太炎先生云“好博而尊闻”，又评其“缀次古义，鲜下己义”，梁启超先生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钱穆先生谓“其用心在于溯之古而复其原”，张舜徽先生称“吴学专宗汉师遗说”，综上而言，“好汉泥古”已成吴派学术印记。但是纵观乾嘉学派，吴派的“好汉”实际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并无实质区别，皆是因为“汉学”去古未远。吴派崇尚汉学，但在汉学之内亦有自己的选择，并非一味地“鲜下己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一点，表现在对江声之师惠栋的评价上：徐道彬检惠栋之《九经古义》，发现惠氏对汉人之说亦有抨击[1]；钱惠真认为，对惠栋“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之评论“均失之武断”[2]。惠栋系吴派之开创者，江声深受惠栋师学影响，无论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均与惠栋一脉相承。这表现在江声对马、郑注的态度上，虽是尊崇马、郑注，但对其注释于经义不通时，亦能大胆辩驳，自下己义。学者洪博昇研究吴派江声与王鸣盛《尚书》学，指出，“江氏若认为郑《注》之义未善者，皆于疏中辨之；而王氏则力主郑《注》之是……对江氏而言，郑《注》之诠释，并非等于《尚书》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