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安一梦* 南宋赵希鹄的家族与生平新考

梁丽君

源起于汉代的古器物收藏与鉴赏，延至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从刘敞到欧阳修、吕大临，至徽宗一朝，“金石学”研究渐成体系，出版了一批古器物著录和研究专著，诸如《宣和博古图》《金石录》等等，“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1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五册，第70 页。，为王国维先生所推崇。

一 缘起

徽宗朝的收藏热度，绵延至南宋仍然在上层酝酿。高宗（1107―1187）与其父一样，致力于充实宫廷收藏，即使在动荡不安时节依然如此2[美]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1 页。，还留下了《翰墨志》。“思陵（高宗）妙悟八方，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3[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495 页。金石考古的热情之外，格古清赏的雅风也极流行。此间有诸如唐询（1005―1064）《砚录》、米芾（1051―1107）《砚史》、朱长文（1039―1098）《琴史》、蔡襄（1012―1067年）《茶录》、洪刍（1066―1128）《香谱》，以及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等专项记载；即便文房清玩，也有苏易简（958―997）的《文房四谱》在前，其序中云“讨其根源，纪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4[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华书局，2018年，第1 页。。显然，赵希鹄并不满足于只做专项的考订，他心目中的文房清赏，有着更系统的象征寓意。此点清代《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尾记中交代得尤为清晰：“宋以后则一切赏心悦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