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莲芳
(三峡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将刑事和解制度写入法典,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法典,但这两项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理念上的障碍,实践中未如期发挥其制度功能。比如有人认为刑事和解是有钱人花钱买刑的交易,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检察权对审判权的僭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多次出现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不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而在二审程序得到了改判,(1)参见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6刑终137号刑事判决书。有的案件在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改判更重刑罚,(2)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刑终628号刑事判决书。引来理论界一片哗然。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运用传统的静态的“三方诉讼构造”框架来分析刑事和解及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复杂的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导致出现分析缺陷,无法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描述和分析功能。刑事和解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溢出了传统的静态的“三方诉讼构造”的解释范围,不能以传统的“三方诉讼构造”的关系模型形塑两项制度下主体间的关系。
刑事诉讼构造理论起源于美国,日本也有多位学者对刑事诉讼构造进行了研究,比如日本学者井户田侃对刑事诉讼构造的涵义进行了界定。(3)参见[日]井户田侃:《刑事程序构造论的展开》,有斐阁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