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开出场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已经诞生170多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因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与推动作用而广受赞誉。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其也因时间间距而不断遭受冷落与质疑,人们往往因为一个“历史事实”与一种研究取向认为这部文献已然过时。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借用了《哈姆雷特》中的一句戏词:“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来指认一个具有戏剧性效果的“历史事实”:苏东剧变后,《宣言》中所提的共产主义“幽灵”已然退场,彻底沦为“幽灵式”的存在。这一“事实”使得《宣言》陷入窘迫处境,似乎已然“过时”和“无用”。另外,从研究取向上来看,长期以来我们对《宣言》的解读一直采用“革命叙事”意义上的阅读习惯与研究思路,这同当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特别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难以协调,使得《宣言》显出时代的脱节感。
面对“幽灵式”存在的“历史事实”, 我们当然不认为苏东剧变等同于《宣言》失去价值意义,美国哲学家M.伯曼就指出:“在21世纪初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仍然没有过时,《宣言》中的思想和知识是其他任何一本书都不能比拟的”。(1)[美]M.伯曼:《马克思将是华尔街“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新版〈共产党宣言〉序言》,宋欢欢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但在今天要使《宣言》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彰显,显然不能再拘泥于“革命斗争”的研究取向,而必须要结合时代语境来重读《宣言》,恰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每一版的“序言”中都针对新的阶段、新的斗争形势而对《宣言》作出新的提示和阐释,使得《宣言》在新的时空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