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先秦法家法治逻辑的矛盾

刘荻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时期，封建势力的兴起和奴隶主阶级的没落使周朝所创立的“礼”失去了权威和约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致到“陪臣执国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王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些都体现礼崩乐坏，周室衰微，大夫专权的政治变迁。在旧的秩序不能约束社会行为的状况下，亟需新的规范进行约束，同时，摆脱周天子束缚的诸侯也需要新的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充势力，建立霸权。由此，以管仲、申不害、商鞅、慎道、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顺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事断于法”原则，将法作为行为的准则。对于什么是“法”，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都有明确的阐述。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1]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师也”[2]可见法家之“法”是由国家制定颁布的君臣都应遵守的成文的行动准则，它具有公开性、强制性,是封建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

法家所谓的法是“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3]法家之所以强调法的赏罚功能，是由于他们认为以法治国才是强国之路。这是法家最重要的法治思想之一。管仲在《管子·明法》中说：“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治着，不可巧以诈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