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
若从创造与传承文化的“人”、生长与培育文化的“地”两方面立论,“文化自信”重要之源必然是因“人”而异常丰富、因“地”而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
以汉族文化、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又是怎样的文化呢?最重要的当推以下四点:一是天命观念。天命观念的产生与农业有关。农耕民族是靠天吃饭的,于是人们敬天畏天,求天保佑。然而天象多变,天命无常,于是由农业的敬畏天神,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便是将天象、天命与人间的福祸、社会的治乱、政治的清浊、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将天心、天意与民心、民意联系起来,再进而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论”以及“一天子一子民”的社会政治理论,这些理论又广泛作用于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中国人认为天是仁慈的,爱天子,也重子民。
二是伦理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主要有五种,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關系,其中最基础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抬升一步,就是君臣关系,所以有了“君父”“臣子”的说法;父子关系延伸一下,就是兄弟关系,所以有了“兄弟如手足”的说法;兄弟关系推扩一层,就是朋友关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
三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与农耕经济、天命观念主导下的家族观念、伦理关系密切相连,是“家国同构”意识的产物。毕竟,在农耕社会中,家大业大、和平安定为好,而对于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来说,则是追求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