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珏 牟胜男 郭若涵
(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2.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南昌330031;3.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文化认同也被称为“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文化或民族群体的感觉。[1]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2]这种认识自我、了解历史、融入集体的需要,是一种人类获得归属感、安全感以及平衡感的基本需要。当今社会,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导致民众面临越来越多价值认同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学者鲁恂·派伊(Lucian W. Pye)将认同危机列为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八大危机首位。[3]其中,文化冲突更是造成认同危机最深层次、最根本的因素,文化认同危机表现最突出、最普遍、解决难度也最大[4],从个人到集体迫切需要文化认同的建构与重塑。对个人而言,文化认同是个体定义身份、融入群体的途径和过程,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对社会而言,文化认同是联结、建构与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本源和纽带。因此,在文化认同的建构链条体系中,公民、社群、国家三者逐层递进,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档案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资源,在文化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证据价值、文化价值、记忆价值、情感价值。20世纪初,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提出的“证据、记忆、认同、社区”后现代主义档案学范式理论中,将“认同”解读为“后现代档案及作为中介人的档案工作者”,指出档案正从支撑学术精英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服务于认同和正义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