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可可 李承倩
德国工程协会人工智能专委会委员、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西皮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长期从事技术哲学研究,她以文化技术媒介思想成为继海德格尔、基特勒之后又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媒介研究学者,她的文化技术媒介思想独树一帜地将文化技术视为“媒介”主题,与英尼斯的媒介偏倚论、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研究路径不同,强调“媒介”在技术哲学语境中结构性的地位,舒兹教授称赞她首创了一条重新诠释媒介本质的路径,对20 世纪以来的主流媒介学研究产生了重塑性的影响。[1]本文从理论叙事的角度,分析克莱默尔文化技术媒介思想的内容和实质,以及信使模型、符号机器对媒介研究的思想贡献。
克莱默尔文化技术媒介思想沿袭传统的技术哲学。技术哲学诞生于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历史地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涉技术的哲学思想是为先声,卡尔·马克思从多角度对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的反思丰富了技术哲学思想,而尤里乌斯·戈德斯坦(Jul-ius Goldstein) 的《论技术》被德绍尔(Dessauer)称作“从哲学方面讨论技术哲学问题的早期论著中最好的一部”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卡普、诺伊列、海德格尔、基特勒、克莱默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推动了技术哲学西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克莱默尔文化技术(Kulturtechniken) 媒介研究(在德语里文化技术的范围不单指精致的艺术、文学或思想理论,或者文明的表现,也包含科学的意思)采用一条重新诠释媒介本质的路径,其许多新观点、新见解经过翻译走出德语学界在英语学界引起广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