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鹏
1930年前后,日本社会弥漫着所谓的“昭和危机”:国内经济萎靡、社会不安,国际上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受到来自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挤压”而岌岌可危,正是为解决这一所谓的“满蒙危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习近平2015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抗战史时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1],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其内生性原因近年来深受中国学界的关注。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事变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2],“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的必然产物”[3],将九一八事变放在明治以来“大陆政策”的一贯逻辑下来看待;而日本学界多数则倾向于主张:九一八事变是在关东军策划下偶发的阴谋事件,因此更注重探究造成这一结果的国际环境及政党政治与军部之间的倾轧过程。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及必然性,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场域,剖析陆军对所谓“满蒙危机”的两种解决构想:第一条路线是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基轴,倒逼日本政府实施国家改造;第二条路线是直接发动政变终结政党政治,建立军事独裁体制,强推军事解决“满蒙危机”。这两条路线初看相互背离、实则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