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晚期嬗变中的通达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文章学思想

刘慧青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51）

晚清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受到了来自欧美狂风骤雨般渗透与洗礼。传统文化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旧派文人感受到了易代阵痛与自处危机，其中尤以桐城派晚期知识分子为代表。桐城派独占清代文坛主流地位二百余年，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中国文学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然而民国肇兴，封建王朝衰亡，桐城派失去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西学也以“新学”名目风靡一时，不断冲击传统儒学，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姚永朴作为桐城嫡传弟子，面对特殊时代环境，努力在预流趋新过程中改变桐城派前贤不合时宜的理论观点，撰写了具有“桐城派结穴之作”美誉的《文学研究法》来表达自己通达的文章学思想，以期在激烈的中西学竞争中为传统儒学求得一线生机，挽救古文一丝命脉。

一、不立宗派，骈散同源

派别之说由来已久，总结其利弊为：派别形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确立文章规范，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文章秩序；但是之后便可能会产生排斥异己，以自家学派为正宗、为标准去衡量他人文章，从而使得文人固守传统，缺乏创新，甚至有时还会陷入所谓意气之争，阻碍文章发展。桐城派末流便堕入到派别之见恶习中，拘守义法，格局单弱。姚永朴深刻自省，对分宗立派持强烈反对态度。在《文学研究法》中姚氏单列《派别》篇曰：“派之别由末流而生，实根于党同伐异之见。”[1]64同时，对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将古文家分为“桐城派”“阳湖派”“不立宗派”三类尤为不满。他通过考证说明了“桐城派”之名由来并不是桐城前贤自我标榜，而是后代学者认同后追加的；“‘阳湖’之古文，其源出于‘桐城’”“两派合而不分”[1]70，说明了阳湖与桐城实为同源，不必分派；同时还在篇末反复申说宗派缺陷，曰：“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而。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欤！”[1]70从《文学研究法》引述内容来看，正因为他不立宗派，所以他在辨明观点时，能够集众人所长，不为宗派陋习所碍。如《诗经》《周易》《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屈原、宋玉、庾信、曹丕、沈约、陆机、司马迁、扬雄、司马相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唐顺之、黄宗羲、章学诚、刘熙载等各家言论，在《文学研究法》中皆有征引。桐城前贤如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梅曾亮、姚莹、曾国藩、吴汝纶等人的言论也时时运用其中。这样，他综合各家观点，相得益彰，从而更加有利地阐明论点。姚永朴很少偏激，不以宗派为别，他广收博纳的态度极具大家视野。

清末民初，与派别之见密切相关的是骈散之争。吴孟复在《“桐城文派”与骈文》中提到“‘桐城派’自称‘古文’（或‘古文辞’），意在与骈文（包括四六）相区别”[2]。可见，后世在古文理论或是古文选本方面，大多数都轻视六朝骈文，应是由其含义决定的。桐城派前贤为了确立古文正统地位，的确有反骈、薄骈倾向。如方苞《古文约选》所说“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不可入古文”[3]的禁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曰：“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4]17这种极力排斥骈文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桐城派后学者，他们宗奉一体，不知变通，到晚期桐城派已逐渐僵化，岌岌可危。作为一代通儒的姚永朴已经认识到桐城派末流扬散抑骈出现的弊端，提出“骈散同源”“其用皆顺乎自然”的通达观点。在《派别》篇，姚永朴首先指出：道术之分源自唐、虞、三代；文学分裂，是在东汉以后；唐代因诗人多，文人少，于是又分诗与文二派；文之中，又分为古文与骈文二派。姚永朴开篇便系统勾勒出了一条分派红线，明确了骈散实为同一源头。随后，姚永朴又论及了与骈散相关的有韵无韵、用奇用偶问题。对于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姚永朴认为“有韵无韵，皆顺乎自然”“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之发生，必有韵之文居乎先”[1]65，他不仅不排斥用韵，而且毫不避讳地指出有韵的发生是先于无韵之文的；对于用奇之文与用偶之文，姚永朴同样指出“奇偶不能相离”“用奇与用偶，其流异，其源同”[1]66，作者认为文章写作有奇必定有偶，奇偶是无法分离的。不仅限于《派别》篇，在其他篇章中姚永朴也将古文与骈文同等看待。如《起源》篇姚永朴论述选文读本时，先指出近世古文选本以姚氏《古文辞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钞》为圭臬，骈体文选本则以李兆洛《骈体文钞》为善。又如在《著述》篇，姚永朴论及清代人才时，古文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恽敬、张惠言及桐城派各前辈，相对应骈文则有胡天游、邵齐熊、孔广森、洪亮吉等。全书中类似这样将古文与骈文一并论述，未曾有所轩轾的情况不在少数。《文学研究法》大量征引《文心雕龙》，而《文心雕龙》通篇是以骈文写成的，特点就是对偶句式。可见，姚永朴在论述与骈散相关的问题时是极为客观的，他认为骈散应并驾齐驱，对于骈文他是充分肯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姚永朴之所以极力主张骈散同源，重视骈文，与当时文选派与桐城派论争有关。此次纷争展开地点是北京大学：1912年之前，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文科讲坛上多为桐城派大家；1912年以后，以黄侃和刘师培为代表的章门弟子先后进入北大，群起攻击桐城派，认为骈文应取代古文，为骈体正名，主要批评对象便是姚永朴及《文学研究法》。《文学研究法》是姚永朴在北大讲授“文学研究法”课程的讲义，全书结构分为“文道论”“文体论”“文术论”“文品论”，取法《文心雕龙》。黄侃与刘师培随后便也以教授《文心雕龙》为主，编有与《文心雕龙》相关的《文心雕龙札记》与《文说》《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将它们作为论争武器批判桐城派理论，实指姚氏。以刘、黄为代表的文选派言辞激烈，毫不客气地辛辣嘲讽以姚永朴为代表的桐城派；姚永朴则以传统知识分子应有的矜持与操守并未与文选派一样咄咄逼人。因此，文选、桐城两派实际上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直接交锋。正如章太炎所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阮元）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以老髦，不肯置辩。”[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积极变革桐城派内部理论，尽力调和骈散，处处折衷，期望消弭古文与骈文之间的壁垒。但文选派急于寻求立论根基，大力抨击桐城派，鼓吹有韵骈偶一端，与姚永朴相比，实在有失偏颇。汪春泓指出“黄侃视姚氏为桐城妖孽，集矢于姚氏，恐怕他并不曾认真读过姚氏的著作，年轻气盛，有点鲁莽灭裂”[6]，这应是较为中肯的评价。

总之，姚永朴力避以派别自限，否定分宗立派，并借重《文学研究法》表达了自己圆融通达的文章骈散观。

二、力纠前贤空疏，关注文学本位

桐城派在后世被诟病最多的即是其学人宗奉的“义理、考证”。后学者对“义理、考证”过度崇信，陷入理窟，过分强调“文以载道”，使得文章内容空疏，对文学本身关注度越来越少。姚永朴看到桐城古文与时文弊端后，首先对文学含义与范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专设《范围》一篇，明确了文之广义与狭义。广义文学“即专以文字之成为书者而论”[1]17；狭义文学则仅包含集部（专集或总集）中的“历代文章”[1]18。作者随后指出文学由广而狭，是形式发展的必然。这是姚永朴意识到文学本身属性应得到体现，泛文学应向纯文学过渡。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姚永朴将归于子部的经学与归于集部的文学进行疏离，已超越传统“文必本经”观念，实属于难得的进步。接着他又进一步论述文学家异于性理、考据、政治、小说四家，突出文学特性，彰显文学意义。首先，文学家异于性理家。性理家治学以德行为主，而不在意词章与义理，其文多为语录体，陈义入于腐，措辞流于俗。因此，姚永朴指出“文”在词章方面，要推陈出新，又需润色；在义理方面，要反对纯粹说理之文，以防堕入“理障”。其次，文学家异于考据家。姚永朴将考据家分为经学注疏与史学典制两类，具体阐明了考据家与文学家实分道扬镳。接着又援引梁茞林《退庵随笔》中“著作始于三代，考据起于汉唐注疏，考其先后，所知优劣矣”[1]20的观点，从时间上证明了文学与考据的区别。再次，文学家异于政治家。姚永朴这里主要是从辞章古雅方面进行论述的。政治家宗旨因主于事功，所以不必皆精文事，语言明白浅显，其意固在适用；但是文学家一出手便要做到“词雅气畅，语简事尽”。最后，文学家异于小说家。姚永朴从《汉书·艺文志》追溯小说源头，认为小说虽曰“小道”，但“必有可观”，只是小说家文章有其弊病，大多失去古意、末流堕入恶趣、对于文事不能做到明辨，没有文学家一样精审的态度。需注意的是，姚永朴指出文学家与其他四家相异时，并没有认为文学家与上述四家全无关联，而是进一步说明：文章也能谈理，只要理当辞顺，自然出类拔萃；文章也要考据，只是要做助文之境，才是其佳处；文章也可谈政治，只要有雅人深致，也是文章典范；文章也可用小说笔法，只要意存言外，义归正大，亦能助文之波澜。可见，作者论述文学家与四家不同之时，又能够对此四家客观辩证地看待，从而使得他对于文学论证更加全面通达，公正稳妥，不偏不倚。当然，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姚永朴所说的文学指传统文章学范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并不一样。

《文学研究法》主要着眼点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写作指导”[7]。因此，姚永朴十分重视语言文字、训诂、词章等小学范畴，并以此作为文章写作的根基。《文学研究法》第一章《起源》篇，论述了文章源于文字产生，文字根乎言语，言语基于声音，声音来自知觉，层层递进，说明了文原问题。接着姚永朴又从论“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尔雅》等起，谈及中国古文字学知识，指出：“欲由今溯古，以通其训诂，必由识字始。”[1]5在识字后，就需要记形体、审读音、究训解，力求训诂精确。“窃谓古今之学，义理外，惟训诂、词章……欲词之古，则又必从事于周秦两汉之书，以通其训诂。”[8]在这里姚永朴已将姚鼐提出为文者有三“义理、考据、词章”中“考据”变为“训诂”，这是对桐城文论的又一新创造。其实在之前论述文学家异于考据家，就表明了姚永朴有意将考据排除于文学之外，防止文章写作时出现考据带来的“丛杂”“冗蔓”“繁碎”等弊病，保持语言文字雅洁，这也更加突显了作者对语言文字的重视。对于词章，姚永朴则给予了更多关注。如在《雅俗》篇论述文章如何就雅去俗时，提出力去陈言、义深理当、言高旨远等修词之功；在《著述》篇论述文章谋篇时，提出命意、布局、行气、遣词，重视“顿挫”以增强文章波澜等方法。可见，《文学研究法》贯穿着语言文字、训诂、词章为考量的文章学思想。吴孟复称此书为：“我国‘篇章语言学’之先导。盖总结二千年学者文人论文之精义，而冥合于新兴之语言科学，此其所以‘光景常新’，历久不磨也。”[9]这表明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与新时代语言学发展相契合。

姚永朴立足文学本位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再为“义法”所拘。自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提出“义法”说后，桐城后学者将其视为作文纲领。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虽也肯定“义法”，但他指出：“义法虽文学家所最重，而实不足以尽文章之妙。”[1]29姚永朴将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及但并未进一步解释“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4]18与义法相济，补义法不足。姚永朴将此八字箴言两两结合，组成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构成了《文学研究法》卷三主要内容。杨福生认为：“卷三为文学作品构成论。”[10]魏世民说：“卷三主要阐述了文学的创作方法。”[11]汪春泓指出：“卷三表达了其文章美学观，类似于《文心雕龙》中谈论文章作法部分。”[6]可见，这四组范畴对于这本写作指导专书无疑是作者着力最多的地方。因论文篇幅有限，故选一例进行论述。如“神理”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常见的概念范畴，在桐城派文论中极为重要。自姚鼐将其视作“文之精”，桐城派后人多有所讨论，但直到姚永朴才为这一概念作系统梳理、深入阐发。关于“神”，姚永朴开篇援引《易经》《孟子》中关于“神”的理论，认为这是神妙、神境的由来；而文章如果做到神足，辞乃无不达。接着作者还对《说文》中“神”的文字学含义进一步解释，探寻“神”的渊源。提出概念并不能达到目的，姚永朴重点是讲文章家如何追求“神妙神化”境界。作者首引《易·系辞传》《礼记·孔子闲居》中有关“神”的论述，指出“穷神知化”的儒家传统道德修养是文学家所追求的意境，也就是“人品”影响着“文品”，只有注重德行，文章才能“入神”。其后引《庄子·养生主》与《达生》里庖丁解牛、痀偻承蜩等寓言故事借以说文事，赞“去形达神”之神境。顺流而下又引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出的“机应于心，不挫于气”的“神完”说，强调“神”“机”关系，并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日记》继续为“神完”说作注解评说，又兼及刘大櫆《论文偶记》中提出的“神气”说。姚永朴还论及古人兴会来临时，往往意在笔先，复征引《史记·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文心雕龙·神思》等等。经过姚永朴旁征博引地梳理与论述，“神”概念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现。关于“理”阐释也同“神”一致，从文字溯源，各家之说中逐渐抽绎“理”的含义，重点又说明了作文如何把握文理，作者如何读书积理等问题。可见，姚永朴解释“神理”，几乎总结了整个文论史上有关“神理”的界定，并且就如何在文章写作中有“神理”提出了自己独到精深的见解。《气味》《格律》《声色》三篇，也如同《神理》篇的论述，追本溯源、论证充分、逻辑清晰，分析巨细无遗，为我们理解这些文章学范畴大有裨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桐城派古文过于平实清寂，姚永朴便在卷三大力着笔，认为文章写作要注重情、声、色、韵等，这些又可以看出其有意在华丽美文方面，弥补桐城古文的不足。

综上，姚永朴十分重视文学独有特性，他以自己深厚的学识、明辨的思考定义了“文学”含义，规范了“文学”范围；在文章写作上注重小学范畴，为写作者提供了具体门径；同时作为桐城嫡传，他不被“义法”束缚，认为文章精妙，必须结合众多文学要素。可见，姚永朴已逐渐立足于文学本位，在观念上实属难得的进步通达。

三、强调文章功效，更加全面适时

古代优秀的思想家、文章家，他们大都十分重视文章的“经世致用”功能。尤其在明末清初，一批思想家亲历明王朝灭亡后，深入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明代空疏学风是其亡国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学风。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论及文章经世时多次援引他们的观点。桐城派自先行者戴名世以来，深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身处五千年之大变局，知识分子积极呐喊文学要经世，桐城派中期以姚莹、梅曾亮、曾国藩为代表，但他们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体系。晚期的姚永朴，既总结前辈经验，又有新发展，相比较之前的桐城派学者，他的经世思想更为强烈。如《根本》篇中提出：“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其次在于经世。”[1]10-13将“明道”与“经世”放在几乎同等重要位置，这对桐城派来说又是一大革新。“经世”是姚永朴提出的文章重要功用观，同时，作者又在《功效》篇总结出了更加全面通达的文章功效观，具体为：

一曰论学。姚永朴开篇即说：“学也者，本己之所得，以救之世所失者也。”[1]43此句突出了“学”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论学之文，重在救世、济世。其后援引韩愈、张载之语揭示只有不断学习、揣摩，力求文章之工，才能表达自己远大志向的主旨。姚永朴一贯主张平日学习下了多少工夫，必会在文章中得以体现。为了突出文章论学功效，姚永朴在书中多次提出“读书积理”“师法经典”“模拟脱化”“熟读精思，久而为之”等多种学习方法。作者还解释到之所以将论学置于文章功效首位，是因为他认为文章要发挥道妙，其功效就见于论学者。学是根本与归宿，这是姚永朴提出的极具创新意识的见解。

二曰匡时。匡时，亦济世。姚永朴先以古人《禹贡》《洪范》《春秋》《甫行》《三百五篇》《周官》《礼》为例，指出这些圣贤经典无一不与政治有关。因此，作者认为文章写作一定要有陈古刺今的思考，心思沉郁，笔达委婉。或颂其美，或讽其失，能做到思考而后匡正之，这样文章才可以动人，才能够救世。姚永朴尤其赞赏唐代诗人白居易与杜甫的诗作：白居易多做有关美刺的讽喻诗；杜甫则在不断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敏时愤俗，沉郁悲壮”诗风。他们都是诗歌反映政治、力图匡时济世的典型代表。此处姚永朴虽在说诗，亦是以诗比文。

三曰纪事。姚永朴指出纪事具有既可立于千百世之后，又可追溯千百年以前的大功效，此说同曹丕将文章视作“不朽之盛事”是一致的。作者认为我们所看到贤君的丰功伟业，名儒的至德要道，能够穷究原委，历历言之，是因为有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这样纪事性文章来记叙的原因，姚永朴将这样的文章称作“高文”。那么，在纪事中如何写作“高文”，姚永朴援引韩愈、李习之、欧阳修、曾巩等人观点，进行正反论证，只有同时做到“文实符称”“辞之至工”，才能使文章兼胜。姚永朴写作文章时也与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相契合，如在《萧敬孚先生传》一文中，姚永朴以委婉笔触书写萧穆事迹，使其形象跃然纸上。钱基博赞扬此文曰：“其文随手起落，不为张皇，坦迤平直中，自然感激顿挫；不如并世诸公之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断硬接；而我用我法，余味曲包；此真姚鼐血脉也。”[12]姚永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落实了文章纪事之功效。

四曰达情。姚永朴借用昔人之语指出了作者只有有情，才能做文章；人正因为有情，所以才灵于万物。接着用《诗经》《文心雕龙·物色》《诗品》《文赋》《送孟东野序》等作为例证，说明了人首先感于物而动，之后人之性情，皆见于文字。因此姚永朴认为，写作是可以“达情”的，如汉文帝《与南越王赵佗书》与光武之《与窦融书》这两封书信，因文字表达情感足以动人，最终避免了战争。所以，情能到达的地方，无论距离远近，都具有感而遂通的作用。姚永朴还在卷三单设《性情》一篇，强调：“苟不见其性情，虽有文章，伪焉而已，奚望不朽哉。”[1]104指出了文章达情的重要性。

五曰观人。姚永朴主要从两方面论述文章观人功效。首先由文品可以观人的性格修养。作者援引《礼记·乐记》《典论·论文》《与陈硕士书》中相关论述，总结出“人之性情、才气、志操、学业，固各有所宜，故观其文可以知其人也”“文章可以得人之真相与其全量也”“夫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然而观其所言，即可以知其所蕴”[1]48-49等这些是他由文见人的观点。其次，由作者体性也可观诗文优劣。姚永朴列举了韩愈祭文，如《祭郑夫人文》《祭十二郎文》等，因其文至性缠绵，读之令人涕下，因此可以通过其文看到他“孝友慈祥”的品性。姚永朴能从人观文，又能从文观人，双向全面，极具信服力。

六曰博物。姚永朴认为博物之书，莫如《尔雅》；宇宙之大文，不外《诗》《书》《礼》《乐》四端；其后为屈、宋、扬、马词赋；又引《文心雕龙·物色》篇大段论述，就是为了说明：文章博物，一般为主客观相联，力求情景交融。博物有时表现为“感物造端”，即事物的典型特征需要作者用恰当的词语进行修饰，这样就使得其独特性在作者笔下有了象征意义；有时表现为“体物写志”，即作者借用特定事物用于抒发自己的志向。姚永朴借用陆机《文赋》中一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总结了文章博物之功效，可谓十分恰当。

综上观之，姚永朴将文学功用与现实社会、人格道德、文章写作等相联系，分析概括十分清晰全面，这是前所未有的。姚永朴认识到文章不能再以“载道”作为唯一目的，在世局日新，人事日多的环境背景下，文章功效要适当地发生变化，与时局相适应，以“助文章而生其波澜意态”以保其生命力延续。最后，姚永朴希望有志之学者能继续补充文章功效，其谦虚谨慎与全面通达态度可见一斑。

四、结 语

晚清民初，国内科举制度变革，古文失去了原有政治基础；白话文兴起，“崇尚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成为当时文学变革的口号；同为旧学的选学派也与桐城派争论，大力批判桐城古文。国外西学东渐以汹涌之势强烈渗透，“西学”以“新学”之名风靡一时。传统的中国古代文章学遭到国内外双重挑战，求新求变步伐也因这双重打击而加快。姚永朴作为桐城派嫡传弟子，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肩负起了为古文求取生存空间的重要使命。他不守旧，勇创新，深刻自省，积极变革桐城派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文章学理论思想。《文学研究法》不仅总结前人文论精华，重要的是提出了许多独到且通达的文章学理论观点：如不立宗派，骈散同源；力纠前贤空疏，关注文学本位；强调文章功效，更加全面适时。姚永朴尽己所能弥合、修正古文缺陷，以使其适应中西学挑战与文章学自身发展需要。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中国传统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传统文章学思想的补充、创新、变通是极具研究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