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秩序与存在的召唤和回应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被称作“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话而又被陈忠实郑重写在《白鹿原》扉页上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以文存史”似乎是他们的创作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产生的目标或者说野心。以自己的讲述来回应历史隔空的呼唤，引起对当下最真切的反思无疑对作家来说极具诱惑力。但某种意义上看，文学视域下的历史只是一种具体的、貌似真实的建议，始终有待于现在的我们去重新发现并不断加以确认。当代文学对历史的讲述曾经歧路纵横如小径交叉的花园，宏大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被摒弃之后，人们又在种种文化附丽中迷失，主义和技巧上的探索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但也造成了读者接受上的迷惘和不安。当对读者的冒犯成为一种潮流，小说该如何面对接受领域的缩水？“以文存史”是否已是明日黄花，不能再成为作家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当作家执意进入对历史和时代的重述时能否从“影响的焦虑”下脱身，找到新的更合适的路径？

胡学文的《有生》显然试图回应这些问题。这可能也是吴义勤称赞这部作品“捍卫了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1]的原因之一。《有生》是作家在经历过种种形式的探索之后复归传统之作，它为后疫情时代的民族赋形，不仅塑造了祖奶这个饱经沧桑依旧平和的伟大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一种坚如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