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绩文学史地位的升格及价值建构

龚 艳

一、引言

王绩以《野望》一诗千古留名，王夫之赞曰：“天成风韵，不容浅人窃之。”[1]闻一多称该诗“不愧是初唐的第一首好诗”。[2]王绩是初唐的重要诗人，现在看来似无疑义。然而，王绩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认同。两《唐书》将王绩列入《隐逸传》，便是明证。这种局面直至高棅的《唐诗品汇》选录王绩诗才被打破。其后，“诗必盛唐”的诗学观及建设“新文学”的思潮共同完成了对王绩诗学价值的建构，王绩的文学史地位遂得以确立下来。这背后传达的，是一个诗人的价值始终与时代意识相维系，诗人只有符合时代的需要才能被文学史接纳，而文学史也在主动建构出一个符合时代意识的诗人。以王绩为个案，可以审视其他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接受问题，亦能窥见作家与文学史之间进行的双向互动。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文学史、作家、作品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二、隐节既高：王绩隐士人格的凸显与诗学价值的掩弊

王绩诗在唐代并没有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唐代文人欣赏的是王绩作为隐士的精神志趣。王绩的诗作由其友人吕才蒐辑成编，并为之作序。吕才在序传中娓娓叙述王绩的仕隐经历以及“纵意琴酒”的风流韵事，对其诗文只字未评。时隔百余年，陆淳阅览王绩的文集后，为突出王绩“乐天之君子”的形象而将文集里的“有为之词”大幅删减。二者皆为王绩的文集作序传，却不关注其诗文，不是很可怪吗？这说明，他们对隐士王绩的认可远大于对诗人王绩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