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峻, 卢文波
(1.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在重建秩序的诉求下,宋儒透过阐释经书所蕴之“道”寻求天下之“治”,认为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安危、国家降替之所关系”[1]1,从而建立起“道学”关乎“政术”的政治哲学新范式[2]349。宋儒以“学”言“治”、以“道”求“治”的思想观念,使寻求秩序的问题从形下的制度性之治术抽离出来[3],拓展到发掘经书之“道”的经典诠释面向。北宋中期,诸儒都以复兴儒学、揭举儒道的方式,探讨国家秩序何以可能。作为“儒而有为者”[4]186的王安石亦以“继道而行”[5]1296-1297自任,试图以“道”来解决价值观念的统一性和权力场域的对立问题[6]9-10,从而把形而下的制度建设与形而上的哲学阐释结合。因此,发掘经书中的“道”,成为其政治哲学建构的重心。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考察王安石以道言治思想从早期、中期至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1)关于王安石学说的分期问题,学界有“早晚两期说”和“早中晚三期说”。“早晚两期说”如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少学孔孟,晚师瞿聃”;肖永明《荆公新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理论特点》载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早中晚三期说”如徐规、杨天保《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载于《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年第1期;王书华《荆公新学及其兴替》(四川大学博士后论文,2005年,第21-38页);另见王书华2021年出版著作《荆公新学及其兴替》以及朱汉民《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载于《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