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事到学术：徽宗时期王安石批判的重心转变

张家伟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香港 999077)

南宋以降，朝廷及士大夫主流对王安石(1021—1086)政事、学术两方面都给予了负面评价[1]。后世将王安石学术与熙宁新法看作一个整体，并将王学当作北宋晚期“绍述”之政的理论基础，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事实上，反对者并非从起初就将王学与现实政治联成一体，反而是标举王学以推行“绍述”者加深了二者关系，最终逼迫反对者将批判重心转向了王安石的学术理念。

宋神宗(1048—1085)去世之后，反新法大臣回朝，全面否定王安石政事。然而，司马光(1019—1086)主导的官方追赠却褒扬了王安石的学行，刘挚等士大夫也承认王安石的经注之优。元祐士大夫多尊重王学，对王学零星的反对之举，也多为谋取私利[2]。在宋哲宗(1077—1100)亲政时期及宋徽宗(1082—1135)初期，存在多种对神宗之政的解释，除了章惇(1035—1105)、蔡卞(1048—1107)领导的“绍述”之政，还有曾布(1036—1107)从“绍述”派中分化而出，认为“绍述”便是学习神宗的居中而治，建立调一士类的政局。此外，陈瓘(1057—1124)等中立者、元祐同情者也阐述其理解的神宗之政，劝诫宋徽宗远离曾布、蔡京(1047—1126)等人。但蔡京得势后，徽宗朝廷借用王安石政事、学术，将反常的政事合理化，其他对神宗之政的理解皆被视为“元祐”党人，朝野发生了北宋史上最严重的分化。

苏轼(1037—1101)因理念之争而写下的反王学文字，成为士大夫反王学的思想矿藏。苏辙(1039—1112)则延续其兄对王安石的学术批判。刘安世(1048—1125)、陈瓘、陈师锡(1057—1125)等人经受了时局剧变与心理创痛，意识到欲改变徽宗心意并警示世人，必须釜底抽薪，驳倒蔡京所标举的新法精神核心，因而将批判焦点从时事转向王安石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