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礼乐文化与《诗大序》“诗言志”再阐释

2021-11-29 05:20:48刘茜
文艺研究 2021年11期
关键词:情感

刘 茜

《诗大序》通常被视为我国诗歌创作理论由“诗言志”向“诗缘情”转化的重要开端,是文学之诗从经学之诗独立出来的根本标志。这一关乎文学史和经学史的重要观点,发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机《文赋》已从诗歌创作角度提出了“诗缘情”说,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序》更是将《诗大序》“诗言志”作为“诗缘情”的理论来源。随后,孔颖达《诗经正义》从义疏角度将《诗大序》“诗言志”与“诗缘情”完全对等起来,后世朱熹、汤显祖、钱谦益等皆主此说。近现代以来,这一观点仍为学界普遍认可①。可以说,《诗大序》“诗缘情”说传扬近两千载,几成不刊之论。但若联系先秦礼乐文化语境审视,就会发现,此说是对《尚书·尧典》及《诗大序》“诗言志”理论的断章取义与主观附会。下文尝试论之。

一、《尚书·尧典》与《礼记·乐记》中“诗”的含义

《诗大序》所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是对《尚书·尧典》(以下简称《尧典》)“诗言志”的阐发,通常被视作诗歌创作起源于人情的最早理论源头。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③意本《诗大序》,点明诗歌创作起源于人之情志。又《毛诗正义》孔颖达疏云:“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又云:“情谓哀乐之情,中谓中心,言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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