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皇族的兼容与管理：清代宗室营发覆*

方玉权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清代政典载“盛京宗室有不同于京旗者，旧居、移居之分”[1]凡例，3，若从养赡待遇与管理等制度分异而言，此“旧居”与“移居”时间临界点乃系嘉庆十八年（1813），即在此之前定居盛京的宗室为旧居，其后定居者属移居。其标志性事件是清廷于是年开始将京城部分宗室陆续移居盛京，主要“因八旗闲散宗室支派繁衍，生计维艰”，为“优待宗室，裕其生业”[2]卷260，527，但兼有“将不安本分之闲散宗室酌量挑出送往，妥为安插”[3]23之意。为安置以上宗室，清廷在盛京城小东门外新建宗室营，其内有住房70所，另有公所、堆房、关帝庙和望楼等，计622间①参见杨同桂辑《盛京通鉴》卷1《宗室事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2-34页。，占地207亩。目前学界对宗室营已有一定关注，成果多围绕嘉庆朝宗室移居的原因、过程及其到宗室营的待遇等内容②如李凤民《嘉庆皇帝设宗室营》，《紫禁城》，1988年第4期，第37、46页；高换婷《嘉庆朝宗室人口迁移述评》，《历史档案》，2003年第3期，第91-95、101页；刘灿《嘉道时期宗室移居盛京考述》，《历史档案》，2020年第3期，第96-104页等。另有清代其他相关研究中提及宗室营或移居宗室的成果，如杜家骥《清代宗室分封制述论》，《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4期，第91页；戴克良《清前期盛京八旗王公贵族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11、13-14页；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28页；等。，却很少有成果将宗室营置于盛京地域权力结构的语境中对其人口迁入迁出的复杂性、职官建置和历史影响等进行深入研究，对嘉道以降宗室营之演变及其内皇族司法等问题的研究更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