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之后:全球传播体系的文化批判*

■ 姜 飞 刘丹凌

一、导言与问题意识

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提出和践行过程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大众传媒(media)和新兴信息传播媒介(medium)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宏伟画卷中将发挥重大作用，朝向我国两大社科理论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从国内传播来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有效建构和传播，进入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实现历史传承的有机性、发展的和谐性；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建构和传播，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实现彼此尊重、合作共处。这两大问题不仅是复兴中华文化、重申民族自信的文化政治学问题，也不止是重塑国家形象、建设国家软实力的经济学问题，更是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传播与文化格局中深刻反思和战略应对文化霸权、提出中国传播观、更新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球文化传播秩序的努力，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传播意义上的同构，促进全球治理体系良性变革的传播支撑和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的综合性问题。

正如法国学者贝尔纳·瓦耶纳(Bernard Voyenne)所说,“新闻业不发达和经济不发达是一对孪生姐妹”①,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的背后是全球文化、经济和军事霸权,更后面是近300年的殖民主义体系作为这些霸权的滥觞。“后殖民”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政治理论中,用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国家的尴尬处境②,并似乎开启了后殖民之后全球健康发展导向下的反思性重建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