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彬
从维护王权和皇权的传统审计向近代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审计转变是近代审计转型的重要标志。在清末预备仿行立宪的践行中,清廷鉴于各国审计模式有别,以及官吏中饱、执法不严等弊端,从而呈现出仿行但又有别于日本的审计制特征。特别是随着中央与地方财政整顿进程的加速,诸多大臣奏请速设中央审计院,并在遴选院长要职之时还体现出平满汉畛域的特点。虽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末筹设的中央审计院仅初具雏形,具有暂行性,但是其六司及其职掌、人员设置、任期制等均被民国继承和发展,因而又具有延续性。
学界从财政史的角度对中国审计思想及其制度,尤其是民国审计已有诸多研究①,但是对于清末审计的研究②不仅因局限于文献资料,无法作充分的研究,而且大多侧重从审计、会计的原理着眼,尚未结合清末政治经济如同扁舟“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代”[1](P48)特征对清末中央审计院③和地方审计局④进行实证研究。实际上,从审计发展历程和一系列的档案文献可知,传统审计主要在于为王权、皇权服务,而清末中央审计院则为近代法制化中特有的审计机构,因而其试办开启了近代审计思想法制、专业化建设,有助于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行和审计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此,笔者在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资料的基础上,从传统向近代审计的转型着眼,对清末中央审计院筹设的原因、速设呼声的高涨及清廷的举措、影响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清末预备立宪和中国近代审计转型的复杂性、客观性,对于当今加强财政监督、审计建设等政治经济建设也或可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