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爽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150025)
在中国古代,自秦汉建立君主专制集权政体,皇帝即成为大一统帝国一元化的权力中心,拥有至高权威,“皇帝在权与位上是一个超越无限体”[1]。皇帝是国家机器的主宰,一切制度、政策和法令,无不以服务政治运行、加强皇权统治为其实施宗旨。地方行政制度、官僚制度、名位制度、法律制度是维系皇权专制的几大法宝和支柱,通过宣扬“君权神授”理论、倡导纲常伦理原则、制定符节玺印制度、完善官吏监察考核降黜制度、使用严刑峻法等以保障皇帝权力的运行和不受僭越。秦代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等内容,汉代维护皇权行使的名位制度得到完善并定型,史载:“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臣民称之为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2]一切皇帝发出的制、诏、谕、旨等,都具有法律效力,吏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敢有议诏及不如诏,皆腰斩”[3],不行君命是对皇权的极大违背,“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4]。同样,擅行君命、假托朝廷诏令或误传皇帝旨意的行为也与皇权独尊的专制文化相冲突,此即为矫制,或称矫诏。两汉时代,随着官吏惩戒制度的不断完善,矫制作为一项政治罪名正式出现在法律条文中,以官吏法的形式防范和惩处各级官吏假借君命越职擅权的行为。汉代官吏矫制犯罪的立法分级和量刑的理性原则,体现了行政运作中的经权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