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葬安死：“通家”之劝世智慧

陈 军,李万堡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若论薄葬，必先知厚葬，而倡厚葬最着力者，莫过于儒。儒以敬天法祖之心行忠孝节义之事，重丧葬礼隆祭祀，以葬礼彰孝道。《礼记》于葬礼流程诸事记载颇详，如奔丧、问丧、丧服、丧礼及祭法，烦琐至极，而后世为顺应人性之虚荣又日趋浮夸，权贵登封，君主造极。例如，遍览历朝，无君王不以登基之日为造墓之时。天下风靡比附，铺张排场，竭尽所能，谁念物力维艰。于是墨家与儒背道而驰而高呼节葬。究之，或因儒墨身份殊异，墨者经济地位低下，深感物力维艰，此为权贵理念不齿。吕不韦对先秦诸子并非取此舍彼，是丹非素，而是牢笼百家，尤其集儒墨道法之大成，其丧葬观能令智者思之，细民用之，故不愧“通家”。熊铁基认为,吕氏打乱了百家，但亦非简单“折衷齐合一番”，而如司马谈所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之“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而《吕氏春秋》并非杂抄，当卓立于诸子之林，或因高诱所言“大出诸子之右”。“纵观非吕诸说，渊深论薄，是吕诸说，切中肯綮。若以家别，则‘通家’最切，若品题人物，则‘吕子’堪当。”[1]

一、丧葬本质：彰显孝道

百家者，皆担当之士；争鸣者，皆救世之急。大到家国天下，小到生死情性，一览无遗。家国天下之道，亦无不生死情性之道；生死者，文学之永恒主题，亦治国之永恒主题。

(一)儒家“厚葬”根植于孝道

孝乃仁者之基，儒家思想之本。仁者爱人，必先尊尊亲亲。儒家治天下全凭道德教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天下之老，治国理政，万世不易。孝道自赡养始，以葬礼终。赡养者，门内之事，外人难窥；葬礼者，门外之事，睽睽众目。真孝者，于其亲生而亲善，量力而葬；伪孝者，于其亲养而不善，奢葬虚秀。奢靡厚葬起于仁孝之心，而更赖富贵之身，富贵者可权衡精神与物质，竭尽彰显其孝心与情感宣泄，并牢握凝聚家族、鼓舞后辈之良机。世间人动机与物力各不相同，故葬之厚薄优劣不可轻断。铺张之俗似可易，而感念之情何以显？

儒家理性，本对鬼神敬而远之，以为人鬼殊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夫子曾教训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夫子另有“祭如在”一语，重在缅怀先人，彰显孝道。所谓“敬而远之”本是矛盾心态，但治国以礼、以孝，而葬礼固不可小觑。自周公“神道设教”“敬天法祖”始，至孔子则设为儒家最高纲领。儒家讲“天道”，亦讲“人道”，讲“君权神授”，亦讲“天道转移”“惟德是辅”。夏商周三代虽皆以神道设教，然夏人亦近人情，商人尊崇鬼神，惟每事必占，周人尊鬼事神，亦更尊崇礼法、恪守道德。《君奭》云：“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罔尤违，惟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酒诰》说：“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故周之尊天命与顺民意不可分割，“天自民听”“保民”为本。保民则须仁政，仁政根植于道德，大道源于小道，世道源于人道，治道则源于孝道。“百善孝为先”，孝者，维生重死，“祭如在”者，即音容宛在。音容既在，又何不厚葬以彰显孝道？故奢侈与否即彰显情感之客观存在，财物在亲情面前不值得一提，必要时可万死不辞以尽孝。

儒家既要应乎天命，更要顺乎仁政，于是将信将疑以侍鬼，实实在在以治人，假鬼神之威灵慑百姓之心智，假孝道之情愫行忠君之根底。《荀子·礼论》云：“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儒家假鬼神以行人道，宣扬“忠信敬爱”教条，训练“文明礼貌”规范。

(二)墨家“薄葬”计较功利

全社会之葬礼盛行奢侈铺张，巨财埋没于地下之后，统治者再倍加攫取于民，故社会生产力之提高并未改善百姓生活，于是墨子主“节葬”。儒墨之不同首先在于出身，儒者一般是中上层社会文士，而墨者则多为中下层社会武士。自西周分封后，宗法关系日益递减，士阶层本身也不断分化，依附贵族之家臣散落民间便为武士，因经济生活之不同而导致儒墨生活理念之乖离。儒家重礼仪、尊礼教，墨家更关注生活实际，故所倡之薄葬无非功利，即为生者计较经济得失，然富贵之家无不以此为有伤孝道。

《墨子·明鬼》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说鬼神并未替天行道，惩恶扬善，否则天下何以乱，“赏贤而罚暴”，人必为之。墨子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墨子讲孝道也以“仁”为核心，但仁者当为“天下度也”，应使天下贫者富之，寡者众之，乱者治之。墨子思想之着眼点在于百姓之生存问题，财富之供求问题。墨家“明鬼”，鬼神可震慑人之恶念，然墨子在“明鬼”“天志”中，直接肯定鬼神，却又不相信鬼神能对人间进行赏罚。

冯友兰说墨家极端功利主义，但凡为我可用者皆用之。墨家目的性很强，相对于儒家“精神修养”，他们更务实。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墨子·节葬》)墨子所以劝人者，无非“仁义”“上士”“圣道”，利国利家之类。儒墨两家动机不同，一求仁义礼乐治国，一求仁义功利治国，同归而殊途。荀子亦认为死生皆为大事，不可妄议厚薄，人之一生，总应善始善终。儒家思想始终闪烁着人性光辉，汉后遂以之为治具，百代不易，怎奈世风日下，道丧义失，儒学重礼乐沦为形式主义，重人性沦为人心欺诈。

(三)通家“薄葬”计较安死

吕不韦与荀卿年代相若，然其未因百家之别而废其言，吕子顾念天赋人性情欲。《吕氏春秋·贵当》曰：“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遂采荀卿“性恶”之说，揭橥发冢厚葬即人性之恶。吕子与荀子所不同者，荀氏以情欲为坏，须加改造、扼制，而吕氏则以情欲为自然，适时用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吕氏春秋·论威》)。洪家义说：“《吕氏春秋》是一部开放型著作，它公开冲破家派的门户之见，凡是有利于它的，符合它的标准，它都汲取。对各家的态度一视同仁，没有好恶的偏见。”[3]164田凤台说：“儒家主张厚葬，盖推人以事鬼，缘生以事死之义，墨家主张薄葬，以为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而当时之王公贵人，厚葬成风，棺必楠梓豫章，衣必纹绣黼黻，坟垄巨若山陵，珍奇珠玑鳞施。吕书于此侈风，深致痛贬。但其论薄葬之义，与墨家不同者，则墨家之薄葬，多为生者计虑，而吕书之论薄葬，则为死者求安也。”[4]305-306

丧葬本质乃孝子欲其亲安死。《孟子·滕文公上》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周易·系辞下》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世不葬，委之沟壑，后因狐食蝇嘬而易之棺椁。故《吕氏春秋·节丧》曰：“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者，乃孝子不忍其亲死而委之沟壑。

洪家义说：“人性论，在战国中期以后，成为诸子争鸣的一个热点。各执一词，互相驳难。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还有的说不善不恶，谁也说服不了谁。《吕氏春秋》比较超脱，根本不提善恶问题，也不在概念上兜圈子。只是根据自然主义思想作出切近实际的表述。它说‘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表现于人便是欲与恶，‘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预)焉。不可变，不可易’。”[3]257“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墨子·节葬》) 墨子以古代圣王尚薄葬，认为死者既以葬矣,生者无为久哭,而应疾于从事,以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因三代以下，天下失义，故而后世或以厚葬久丧为仁孝之端，或曰非也。厚葬论曰厚葬久丧可广施于治国理政，薄葬论则曰厚葬不可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安、乱者治，非仁孝之端。细计厚葬之事，埋葬珍异器物无数，更有殉葬杀生，久丧禁事，徒然劳民伤财。厚葬虽孝子所为，然非厚葬而不孝乎？儒家以孝为仁之本、治之基，然以国富民藩之施政论之。《墨子·节葬》云：“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以厚葬为政，必致国家贫、人民寡、乱臣作，必是贤与不肖皆怨；为人臣者，淫暴之民必不可胜禁，如此治国则无可得，而况欲以此求上帝鬼神赐福亦难。国贫民少，刑政淆乱，祭祀遂不能时；民少则敬拜上帝者寡，祭祀之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上帝、鬼神降罪疠祸罚，岂非罪有应得？谋天下者，以孝子谋事亲喻，无不竭尽所能，设法使贫穷之双亲富裕，而无人敢隐智留财。较之墨吕二说，墨切于理而吕则入情入理，世风不易、陋习难除者，盖因国人心性，一患面子工程，二患富贵骄奢。

二、厚葬之害：死不安寝

西汉刘歆《七略》曰：“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章实斋曰：“子有杂家，杂于己而不杂于众。”刘咸炘曰：“盖极端之病见而调和之说兴，调和者，必持一容公之量以兼取众长，裁剪部勒而成全体，如调音以制乐，然裁剪部勒必有其中心之一贯，如调乐虽兼众音，而必有一元音为其调之主，《七略》之言，言其调和也；章(实斋)君之言，言其调和之主也。”[5]吕子汲取墨家思想，认为：“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夫葬所爱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吕氏春秋·节丧》)

《吕氏春秋·安死》云：“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厚葬为逝者永久之用而虑，似可，而如此大作山陵，徒为炫富则可,而为死者计则惑矣，盖因子孙生命有限，孰能百世相守！《吕氏春秋·节丧》云：“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于乱？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云偻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以此观世，则美矣侈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苟便于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民之为利，不惜赴汤蹈火，唯利是图，不避危丑，此圣人犹不能禁之，而今葬之钟鼎壶滥，并为避奸邪而葬者煞费苦心，明设坚守，暗设机关。然守者弥久，意志弥怠，担当弥疏，更何况天下岂有恒久之一家一姓者乎？

田凤台说：“而且厚葬之主，高垄大丘，碑铭华表，翁仲石马，行立林树，此所以示奸人窥伺之念也。”[4]308《吕氏春秋·安死》曰：“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有似于此。”厚葬既然启示奸人窥伺之念，又世多游手好闲之徒，见有利可图，且无犯流矢白刃之患而可乘车食肉，泽及子孙，厚葬焉有不掘之患，故掘墓人则史不绝书。《吕氏春秋·安死》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邻类也。”亡国者其墓必掘，而齐未亡时，庄公墓亦掘，更何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诗》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乃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吕氏继之复以儒家之祖孔子之行而力证之：“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吕氏春秋·安死》)孔子固倡厚葬，然则何能无度？田凤台说：“厚葬之害，显而易见，世所宜知，然薄葬之义，虽墨子倡之于前，而吕书和之于后，然其教并未大行于世者，其故安在？以墨子倡薄葬，但其旨趣，在求生者之利，吕书亦言薄葬，但其旨，在求死者之安，二者相较，墨者更能迎合生者之心，然墨子主张薄葬而右鬼，是自坏其说之防也。故不见行于世亦宜。吕书之说，虽在求死者之安，然对厚葬之豪富贵族，为死者百年之后虑，究不能胜豪富贵族当世虚荣之心，故其效亦不著。”[4]309田凤台剖析墨吕二说皆未大行于后世之因，可谓力透纸背，墨子之说薄葬基于“求生者之利”；吕子之说薄葬基于“求死者之安”。墨子自坏其说在于“明鬼”与“薄葬”自相攻讦，虽说吕子切情理，亦不免自说自话，其说终毁于富贵之虚荣。世人明知后世可能被发冢，而为当世一己之虚荣，尤不惜一掷千金，更加之千金之利乃民脂民膏，转靡转取，“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也。

三、薄葬之利：逝者安然

厚葬靡财劳民，治国则穷乱，故有墨子之薄葬，而钱财之于“孝子贤孙”之富贵简直不值一提，于是墨子薄葬论难行于世。厚葬不可取，薄葬不能行，将何如？吕子不取儒家，而再次倡薄葬，然其立论则远出于墨子。欲行薄葬，则必论薄葬之利，墨子为生者计，以“靡财劳民”为核心显然非君子所思，吕子论薄葬之利则为逝者计，可谓直击“君子”要害。故《吕氏春秋·节丧》曰：“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此之谓重闭。”又云：“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养生送死，孝道大端，生则事之以礼，无冻馁之患，死则葬之以道，无发冢之忧，此安死之道也，厚葬诱奸邪窥窃，则适贻祸端。吕氏又云：“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葬于深山，唯求安然，并非为珠宝之故，葬之浅则受狐狸之抇，葬之深则又受水泉之浸，故葬必居高以称陵墓，虽可免狐水之患，而忘奸邪盗寇之难，此即智者所为？岂知奸邪盗寇之难更甚乎狐水？若为死者计，又适得其反！吕氏对儒家孝道有所汲取，因孝道符合自然人性。《吕氏春秋·节丧》曰：“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入土为安者，乃孝子必虑。

《吕氏春秋·安死》云：“尧葬于穀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 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乎阪隰。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抇,齐未亡而庄公冢抇。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论丧事从简，吕子取之墨子避之泉狐及尧舜禹三圣之“必合”“必同”之道，而独不彰显节俭。《墨子·节葬》云：“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墨子理论不离家国百姓，不离天下圣王。圣人为天下人谋生，而知生，当为要务。然不知死，则非但害死，反之亦害生者，故知死，亦圣人之急所。不害死，使死者安，即为“安死”。亲子相爱，此为有葬。葬而害死者难安，岂其初衷！

君主葬礼，日益奢侈，此皆非为死者考虑，实则竞豪奢耳。世人多视奢侈为荣耀，视节俭为鄙薄，然如是埋葬，非重死者，实为虚荣，更非慈爱双亲、孝顺子女应有之举。葬者乃自己痛爱、尊重之人，顾念亲人生前在之所需而过度陪葬，此种奢靡厚葬行为，逝者可得安息乎？吕子在《爱类》《上德》《去私》等篇，赞扬墨子止楚攻宋，孟胜(巨子)忠信，腹(墨者)去私，因其行为皆符合“义”“信”“公”原则。若为逝者虑之“安然”，必以“无动”，“无动”源自“无发”，而“无发”源自“无利”可图，如此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