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悼亡诗研究

□陈必应

[内容提要]悼亡诗，中国古代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诗，而广义之悼亡诗，则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朱熹人生经历丰富坎坷，交友交游甚为广泛，故其诗歌创作之中亦多悼亡之作。朱熹悼亡诗创作情感蕴含丰富，不仅体现为对悼亡之悲、亦有感时伤事的情感体现、吾道益穷的深沉感慨。其悼亡诗的创作不仅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亦具有颇高的艺术成就。对朱熹悼亡诗的研究，对于还原朱熹的人生经历细节、窥探其思想交流承受皆有一定积极作用。

作为南宋时期集大成的理学家，朱熹对于诗文的态度有所存异。虽然朱熹早在南宋便以诗名世：“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1]、“道学先生惟朱子诗最工”[2]479。但就朱熹主观而言，则不仅自勉“多言害道绝不作诗”[3]85，且亦从不以诗人自许：“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韵尤非所长。年来追逐，殊觉牵强。”[3]401在这样的诗歌创作理念之下，朱熹用力于诗较其文或有不足，且身后朱熹亦多以理学家名而垂范后世，诗名深为其学名所掩。纵然如此，朱子毕竟才力使然，其自言所谓“殊觉牵强”之诗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整个南宋，除少数大家外，在诗歌数量和质量上能超越朱熹者也屈指可数。”[4]88

《礼记·学记》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5]，《管子·权修》篇亦有“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6]之语，可见古之人士治学读书并不囿于书斋，而多重交友交游以求广闻博见。朱熹身处南宋之际，不仅以“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7]的理学集大成者之盛名垂范后世，且早在当世之时，朱熹便以道学魁首名显当世，相交甚广从游者众。故其悼亡诗①创作亦多可见其生平，朱熹的诗词创作，据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言：“现存诗凡七百四十五篇，一千二百首，另有词十七篇，十八首”[4]18。今统计朱熹诗中之悼亡诗凡24题42首，占比3.5%。就数量而言在其诗总量中占比虽并不大，但通过对其悼亡诗的解读研究，亦可一窥朱熹之生平交往、交游情况、情感思想，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悼亡诗创作概况

对于悼亡二字连用的源由，或言：“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8]古往今来，文人骚客的悼亡文学创作未尝停步，朱熹之悼亡诗创作亦颇多。今统计，朱熹悼亡诗凡24题42首②，其中单篇11首，组诗13题31首。组诗中又分二首一题及三首一题，其中二首一题者8组，三首一题者5组。又据所悼亡对象考查，凡42首悼亡诗中，所悼亡24人。所包括君、父、师、友，及先父之友、僧人等，其间有一二应人之托所作，亦有一二不明关系者。总体而言，则伤悼亡友之作为多，占悼亡诗总数近办。若从创作时段来看，则在绍兴、隆兴、乾道、淳熙、绍熙、庆元年间，其间亦有少许未可明确年代者。从朱熹悼亡诗之体裁、对象、时段三方面进行梳理，可了解朱熹悼亡诗创作概况。

(一)体裁分类

朱熹之悼亡诗按其体裁可分为单篇独题、二首组题、三首组题三类。第一类单篇独题者共计11首，分别为：《十月朔月怀先陇作》、《拜张魏公墓下》、《夜宿方广闻长老守荣化去敬夫感而赋诗因次其韵》、《次韵谒忠显刘公墓下》、《云古怀魏元履》、《次子厚怀韵》、《挽蔡太傅》、《孝宗皇帝挽歌辞》、《伏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铭且索挽诗熹不及识毛公而爱重其文旧矣义不可辞顾已不及其虞殡姑以数语题于墓铭后幸辱裁订或转而致之其家幸甚》、《哭刘岳卿》、《诗饯陈兄朝章居士永归本宅授诸挽者》。此11题占总悼亡诗24题近一半。

以上为单篇，组诗中又分二首一组及三首一组。第二类以二首作一题为一组者，共8组。分别为：《挽刘宾学二首》《挽范直阁二首》、《苦罗宗约二首》、《挽鹿伯可二首》、《挽陈检正庸二首》、《挽梁文靖公二首》、《挽周侍郎二首》、《挽董安人二首》。第三类以三首作一题为一组者，凡5组：《挽籍溪胡先生三首》、《挽延平李先生三首》、《挽汪瑞明三首》、《挽刘枢密三首》、《挽吴给事三首》。两类组数共13题占总悼亡诗24题过一半。

以上体裁之分类罗列或有失于繁琐，但比较之下，却可有所发现：其体裁或单篇或组诗、或二首一组或三首一组，皆于题目之间业已注明。究其原因，则在于悼亡诗本为追思悼亡之作，“睹物思人，临文嗟悼”[9],多以内容见哀伤之情，而题目则多以明了见称，不作余饰他用。而所悼亡之人为诗之重点，故题目之中无一例外皆含其人称。

(二)对象考察

朱熹42首悼亡诗中所悼亡对象共计24人，凡此24人可分为四类：亡友、先师、尊辈、其余关系未详者。第一类为亡友，涉及人物包括：魏掞之、汪瑞明、刘珙、吕祖谦、吴芾、蔡镐、陈庸、刘甫、梁克家、周嗣武，共计10人，占比近一半。第二类为先师，包括刘子羽、胡宪、李侗，计3人。第三类为尊辈，包括朱松、范如圭、罗宗伯、张浚、守荣、刘韐、孝宗，计7人。第四类为关系未详者，包括：王幵、鹿何、陈朝章、董安人，计4人。

朱熹悼亡诗所涉及的对象范围较广，这与朱熹的人生经历有关。朱熹生于建炎四年(1130)，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二十四日，朱松卒于建安環溪寓舍。疾革时手书以家事托刘子羽，命朱熹禀学于武夷三先生：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翚，往父事之”[10]72-73，时年朱熹方十四岁。在寄依诸刘期间，朱熹结识了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及刘子羽、刘珙等人，其后又学于延平李侗，师友之谊深伴一生，此在朱熹悼亡诗中亦多有体现。及其入仕：“朱熹从筮仕到逝世，凡五十年。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间：‘士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其余四十年，都奉祠。”[11]五十年间丰富曲折的仕途浮沉，又加之广泛的交友交游经历，使朱熹结交了诸如吴芾、吕祖谦等一大批仕途、学术上的好友。

正是朱熹一生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使朱熹的悼亡诗创作有着广泛的表现对象。这些对象既有政治上的同僚、亦有学术上的好友，主张各有所存异，交往亦多有不同。但每当其人走到生命之终点，面对“今年不知是何厄运，死了许多好人”[3]5143、“闻之痛悼不可为怀”[3]5127的情境及“吾道益孤”[3]5127的局面。其悼亡诗中的悲悼痛切之情是一致的。

(三)创作时段

就朱熹悼亡诗的创作时段来看，则在绍兴、隆兴、乾道、淳熙、绍熙、庆元年间。凡24题42首中：绍兴年间3题5首，隆兴年间2题6首，乾道年间4题5首，淳熙年间9题18首，绍熙年间1题1首，庆元年间1题1首，其余4题6首未有确论。

就其创作时间来看，则可分为两段看待：其一为绍兴、隆兴、乾道年间，其二为淳熙、绍熙、庆元年间。其中未明确创作时间之诗四题，据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考证：《哭刘岳卿》创作于淳熙八年以后，《诗饯陈兄朝章居士永归本宅授诸挽者》为淳熙以后，《挽周侍郎二首》为淳熙九年前后。剩余《挽董安人二首》一题，言：“未详。据下篇，疑此安人即董颖亲属，则当为作者德兴见颖时作。”[4]884又据所言下篇《题霜傑集》言：“为朱熹绍兴二十年过德兴时作。”[4]883由上，故此四篇亦当归于后一时段，如此，则：绍兴、隆兴、乾道年间9题，为淳熙、绍熙、庆元年间15题。

按时段看，朱熹绍兴、隆兴、乾道年间所作悼亡诗对象，包括亡父、先师、及父辈师辈好友、僧人守荣等。而其淳熙、绍熙、庆元年间悼亡诗中对象，则主要是同辈亡友。而在情感上来看，除了悼亡者之悲、忆往旧之情的共同内容外，前段尚包括追念师恩、慕其高德，后段则多怀往昔同游之趣、伤如今永隔之悲。

二、深沉丰厚的情感蕴含

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言朱子：“教人读诗，语极平淡，意极深至。乃以学诗与学道一并合说也。学诗即如学道，此是学诗最高境界”[12]1715、“其游情文艺，而感慨深挚，至老不衰。”[12]1713莫砺锋先生在《朱熹文学研究》中认为：“朱熹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具有很丰富的诗学史知识、很明确的诗学观点，他崇尚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反对在形式、技巧上多费心力。”[13]75两先生言朱子之诗平淡自然，而又感慨深挚，实为朱熹诗歌之特点，而在其悼亡诗之中，其情感蕴含的深沉丰厚、感慨深挚尤为可见。虽言悼亡诗，然朱熹之悼亡诗其情感不仅有对亡者的悼念之悲，亦有对时势的衰变之感、对世事多乱的怅然之伤、对吾道益穷的无力之哀。

(一)悼亡之悲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14]33，哀悼亡者、以寄哀思是悼亡诗主要的情感表现。凡上朱熹悼亡诗所包括之对象，即亡友、先师、尊辈、其余关系未详者，悼亡之悲皆是其共同的主要情感表现。如朱熹《十月朔旦怀先陇作》：

十月气候变，独怀霜露悽。僧庐寄楸槚，馈奠失兹时。竹柏翳阴冈，华林敞神扉。

汛扫托群隶，瞻护烦名缁。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4]84

“朔旦”即初一，“先陇”指先人之墓，此诗作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是朱熹悼念亡父朱松所作。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题解云：“此篇追念亡父朱松。松墓在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灵梵院侧，朱熹赴官同安，将护墓等事托付院僧。”[4]84朱松一生虽漂泊流离，但忧国爱民雅好儒业，朱熹幼少伴其身边多受耳提面命、潜移默化之益。直到晚年，朱熹依旧记忆犹新：“建隆庚申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息久之。”[3]400而在此诗之中，前后各言先陇之实景与虚景，面对自己即将远离赴官的现实，哀伤悲悼之间又多几分愧疚与不安。《礼记·祭义》言：“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15]故及朔旦怀先陇，则“独怀霜露悽”之凄怆、哀伤之情难免溢于纸上。

朱松逝后“命朱熹禀学于武夷三先生：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翚，往父事之”[10]72-73，及熹年长，又学于延平李侗。其中胡宪卒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李侗卒于隆兴元年(1163)，朱熹分别有为先师所作悼亡诗《挽籍溪胡先生三首》及《挽延平李先生三首》。其间有“夫子生名世，穷居几岁年”[4]207、“先友多沦谢，唯公尚典刑”[4]207、“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4]250、“岐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4]250之语，于悲悼之中多美师德业之辞，亦可见其师恩之重及情谊之深。

除以上悲悼先父先师之诗外，其外如悼刘珙诗《挽刘枢密三首》“一朝成殄瘁，九牧共沾襟”[4]641、悼孝宗皇帝之句“九有哀同切，孤臣泪特滂”[4]830之语，皆能情发肺腑、感人心肠。钱穆先生言朱子之诗“感慨深挚，至老不衰”[12]1713，可谓中肯之论。

(二)感时伤世

《文心雕龙》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6]诗歌之创作亦是一定时代社会现实之反映，就朱熹所身处的南宋一朝而言：“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权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17]在内忧外患之下南宋局势日趋倾颓，这种忧思是朱熹一生之所系，亦反映于朱熹悼亡诗的创作之中。一方面赞颂人之功德，一方面寄言己之感伤。如《孝宗皇帝挽歌词》中有：

未答隆儒厚，俄闻脱蹝忙。此生知永已，没世恨空长。

内难开新主，遄归立右厢。因山方惨澹，去国又怆惶。

疾病今如许，形骸可自量。报恩宁复日，忍死续残章。[4]829

此为悼念崩于绍熙五年(1194)的宋孝宗而作，其中“内难开新主”、“去国又怆惶”之句，言在南宋内忧外患不断、朝堂党争不息之季又遇国殇，则时事愈加艰难不测。又朱熹深感孝宗之恩，故“九有哀同切，孤臣泪特滂”[4]829，既有对于君王的悼念，亦有对于时世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此诗虽始作于孝宗驾崩之后，但成诗却在戊申之时。此间的创作经历及心路历程，朱熹于诗前有序言：

阜陵发引，诏许近臣近挽歌词。熹恭维盛德大业不易形容，方将摅竭鄙思，以效万一，冥搜连日，才得四语，而忽被闵劳之诏，罢遣东归，遂不敢成章以进。杜门累年，每窃私恨。戊申之春，大病濒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无路補报，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谨因旧篇，续成十有六韵，略叙本末，以见孤臣亡状，死不忘君之意云。[4]829-830

在被“罢遣东归”、“杜门累年”之后，朱熹仍对孝宗之恩遇“感激涕泗，不能自已”，亦可见君臣之义。不只是在对于君王的悼念中透露出感时伤世的心理，在平常的悼亡诗创作中，朱熹亦多有发感慨、伤时世之句。一方面追忆逝者之功以告慰魂灵，一方面亦是借怀往昔以讽时世。如为悼念好友张栻之父张浚所作《拜张魏公墓下》之前一部分：

衡山何巍巍，湘流亦汤汤。我公独何往？剑履在此堂。念昔中兴初，孽竖倒冠裳。公时首建义，自此扶三纲。精忠贯宸极，孤愤摩穹苍。元戎二十万，一旦先启行。西征奠梁益，南辕无江湘。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缟素哭新宫，哀声连万方。黠虏闻褫魄，经营久彷徨。玉帛骤往来，士马且伏藏。公谋适不用，拱手迁南荒。[4]423

张栻之父张浚为宋抗金将领，一生驰骋沙场多有功业，封魏国公，为南宋中兴名将。诗中所言“公时首建义，自此扶三纲”、“黠虏闻褫魄，经营久彷徨”之语，即是对其一生功业的概括追念。《朱熹诗词编年笺注》言：“本篇缅怀张浚一生功业，表达了对死者的敬仰和哀悼，同时也寄寓了忧国忧民的沉痛情怀。”[4]424确实，朱熹对于张浚的悼念实则是对于南宋初期抗金大业的追念，而今上下皆好议和一片颓靡之气象，主张以战恢复故土的朱熹又怎能不忧心忡忡呢？

(三)哀道之穷

面对亲人或朋友的亡故，总难免怆然哀伤之感。特别在朱熹晚年，面对亲旧逐渐凋零：“今年不知是何厄运，死了许多好人”[3]5143的局面，朱熹往往产生“吾道益孤”[3]5127的内心感受。此之“道孤”固有道之不传的忧虑，但更多的或是同道凋零、可与言者日稀的暮年孤寂、晚岁凄凉之感。如《挽梁文靖公二首》：

其一：擢第初龙首，登庸再凤池。心期讵温饱，身任必安危。几岁调娱政，今年殄瘁诗。恭惟衮敛意，不尽鉴亡悲。

其二：疏宠无前比，腾章又夙心。极知求士切，端为爱君深。卤簿寒笳远，尘埃断藁侵。空令杀公掾，衰涕满寒襟。[4]877

梁文靖公即梁克家，绍兴三十年进士，官至宰相，“朱熹于克家同乡熟识，政治上得到过支持”[4]877。朱熹与梁克家素交好，在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还曾受其邀请游历潮州，据《宋史》载：“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克家奏熹屡召不起，宜蒙褒录。”[18]朱熹深感梁克家的“极知求士切，端为爱君深”，而如今同道之人已去，又怎可不“衰涕满寒襟”。朱熹的悼亡诗创作往往通过对往日交往的怀念，来对比如今天人永隔的悲怀。如《云谷怀魏元履》：

叹息艮斋老，当年共此来。千峰奇绝处，一望兴悠哉。

病怯披云卧，诗劳拥鼻裁。祇今何处所，宿草閟馀哀。[4]616

往昔曾交友作伴“当年共此来”，而今斯人已去，茫茫天地之间只剩“宿草閟馀哀”，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怆然涕下之情溢于言表。结合朱熹《祭魏元履国録文》中所言：“念昔交情，兄胶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艰险，孟门太行。兄行我忧，兄归我藏。与兄同心，谁则如我？”[3]4464昔日“兄胶我漆，更攻互磨”、“兄行我忧，兄归我藏”，而如今所失去的不仅仅只是一位好友，更是人生途中的一位志同道合的同行者。

及至朱熹晚年，这种哀道之穷的悲苦境地越发严重，在《答黄直卿》中朱熹一再言及：“南轩云亡，吾道益孤”[3]5127、“子约之亡伤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间岂复有此人？尤足为痛哭也。”[3]5143亲旧凋零、同道愈少，悲伤、凄怆的情绪弥漫于其诗文之间，其悼亡诗中哀道之穷的色彩也愈发浓厚。

三、独特的价值与成就

虽然朱熹多以理学家名世，但纵然学名掩盖之下，其文学成就亦斐然。自宋以后，如《诗薮》、《艺概》、《姜斋诗话》皆对朱熹之诗评价颇高，如陈绎曾《文式》言：“晦庵先生诗，则三百篇后，一人而已。”[19]《文式》之言或有过之，但“道学先生惟朱子诗最工”[2]479，朱熹诗歌之成就亦无须讳言。而悼亡诗为朱熹诗歌之一部分，亦取得了不凡的价值与成就，总体而言，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悼亡诗创作的内容起着丰富细节、还原人物的史实价值；二是悼亡诗的创作平淡自然、情感深挚，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亦对后世产生了广阔的影响。

(一)史实价值

《新唐书》言杜甫之诗：“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20]朱熹之悼亡诗创作虽主观上并没有刻意追求“诗史”的写作意图，但其悼亡诗记载其人生平、追忆旧日交往，客观上亦有着补史载之遗、纠记录之误的作用，故而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朱熹悼亡诗创作凡24题42首，所涉及人物24人，通过这些悼亡诗背后，亦可一窥朱熹与其之交往关系经历，无论是对于所悼之人或是朱熹本人，都有所増益。

如《夜宿方广寺闻长老守荣化去敬夫感而赋诗因次其韵》一诗：“拈椎竖拂事非真，用力端须日日新。只么虚空打筋斗，思君辜负百年身。”[4]447此诗作于乾道三年(1167)，是年朱熹与张轼、林用中相约游衡岳，十一月十三月宿莲华峰下之方广寺，是夜闻寺中长老守荣坐话，故次韵而作。束景南先生认为，此诗除感于坐化之事外，更有深意：

“拈椎竖拂事非真”是对涅槃佛说的否定，但也是他批评湘湖学者禅病的一句口头禅，所以“用力端须日日新”强调儒家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也就同时隐含对湘湖学者的微讽了。[21]253

此则与朱熹之思想承受有关联，朱熹早年从学之武夷三先生及延平李侗多兼涉佛禅，故而朱熹之思想构成亦颇复杂：“除了孔孟之后的诸儒经学，还有当时著名学者的经学及其思想，包括佛老之学，最终整合、熔铸诸说为一体，成一家之言。”[22]但虽然朱熹出入佛老，但对佛禅的批判是一直的，故而“用力端须日日新”亦是借言坐话之事而微讽于湘湖学派之语。此诗虽为悼亡之作，实则亦可从中得见思想之争。

朱熹悼亡诗因多对所悼之人的生平还顾与总结，故而往往于其间亦有着补史之遗及丰富细节的作用。从悼亡友之诗见其生平交往，从悼尊辈之作见其思想承袭，此外，尚可从悼亡诗中一窥当世之状，具有一定的史实价值。

(二)艺术成就

理学家之诗往往枯燥乏味、落于窠臼、坠入“理障”。如明代胡应麟《诗薮》就曾言：“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23]22但对朱熹之诗，《诗薮》多有赞誉，认为：“宋人一代……惟朱元晦究心古学，於赋则发扬司马，於诗则指归伯玉，於文考异昌黎，皆中肯窾，即后世名文章家，不可易也”[23]117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亦认为：

北宋如邵康节，明代如陈白沙，皆好诗，然皆不脱理学气。阳明亦能诗，而才情奔放，亦朱子所谓今人之诗也。惟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澹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诗薮称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提无出陈去非。沈栾城句：花月平掌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此皆就诗论诗之语。朱子傥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12]1714

莫砺锋先生在《朱熹文学研究》中认为：“朱熹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具有很丰富的诗学史知识、很明确的诗学观点，他崇尚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反对在形式、技巧上多费心力。”[13]75朱熹诗歌平淡自然、感慨深挚的特点，在其悼亡诗的创作上表现尤其突出。一则悼亡诗注重情感体现而不重技巧琢磨，二则朱熹本人不以诗自重，故其诗作往往发于肺腑之间，感情深沉而真挚。如“永怀平生友，梦想见眉宇”[4]731、“别去如三岁，书来忽九京”[4]749,语词皆极为平常，于平常语间见深挚之情。再者其悼亡诗往往忆昔怀古，以今昔对比见人事无常之变，如《挽蔡太傅》中“方为人材喜，相期事业长。如何遽不淑，未及鬓毛苍？”[4]812,生死之大不可料及，有“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14]33之感。郭齐言“在整个南宋，除少数大家外，在诗歌数量和质量上能超越朱熹者也屈指可数”[4]88，此确为中肯之论。

注 释：

①中国古代悼亡诗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作，本文取悼亡诗之广义，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与西方之悼亡诗意思接轨。

②本文朱熹悼亡诗编年皆依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