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广孝《河清诗》

□牛 鹏

[内容提要]《河清诗》的作者是明初著名诗僧姚广孝，结合史料中有关“黄河清”的记载，考证其创作于永乐三年。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通过对诗歌内容的分析，发现其并非是简单的歌功颂德之作。首先，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明成祖朱棣政权的合法性；其次，从诗歌的内容来看，又体现出作者对洪武一朝，朱元璋统治的不满，以及对永乐一朝国泰民安的期盼。最后，通过对高启诗文的考察，发现这首诗中又隐晦地体现出，作者对友人生前期盼太平盛世愿望的回应。

一、姚广孝《河清诗》的内容辨析

《河清诗》收录于姚广孝著《逃虚子诗集》卷三，其诗云：

“黄河通天淼无极，远过龙门由积石。巍峨砥柱屼中流，疏凿神工存禹迹。盘回九曲东入海，古来周武沉曾璧。何似当今圣人出，飞龙在天沛天泽。自古浑浑今见清，良由信德天人格。圆渊浪静绿如苔，野旷风平天一碧。或拟长江如练净，远映晨霞形岸赤。叔鲔王鳣可窥踪，掠水群禽弄轻翮。云驶虹扬神鬼骇，荧光五色欢河伯。有虞之世今复见，会看黄龙负图册。圣人曾不恃功德，异瑞奇祥冠今昔。微臣作颂献宸庭，万姓嵩呼手加额。”[1](p35)

“河清”指的就是“黄河清”。黄河作为中国第二大河，因为其泥沙的含量过多，河水呈现出黄色。《尔雅》中言：“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条，色黄。”[2](p226)“河”指的就“黄河”，《尔雅》中言黄河发源于昆仑虚，这只是一种传说，但其言“色黄”，说明早在两汉时期，黄河的水质就已经十分浑浊了。《汉书·沟洫志》中亦载：“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3](p1348)从以上记载来看，“色黄”是黄河水质的基本特征，若仅从颜色上去观察黄河水，古今相同。正是因为如此，黄河泛清就成了十分罕见的自然现象，如《左传》中有诗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4](P957)由此，因古人缺乏自然地理学的知识，加之黄河在古人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黄河清”这一独特的自然现象，就被赋予了“神性”，成为预示国家命运的标志。如早在三国时期，李康在《命运论》中就言：“黄河清而圣人生。”[5](p2295)这种思想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的诗文中。

明晰了“黄河清”的独特文化内涵，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从内容上来看，显然他认为“河清”既是祥瑞的征兆。诗中言：“何似当今圣人出，飞龙在天沛天泽。”从上文可知，“黄河清”而“圣人出”的说法由来已久，除李康外，又如宋代诗僧释绍昙在禅偈中亦言：“黄河清，圣人生。体天行健，濬哲文明。率土更新尧舜化，八荒无地著欢声。”[6](p423)《黄河清》中的言辞与之类似，可见姚广孝亦将“河清”看作是“圣人”出现的标志。且诗末又言：“微臣作颂献宸庭，万姓嵩呼手加额。”“宸”原指北极星的所在，后代指帝王的居所。“宸庭”指的就是当时的朝廷。因此，仅从内容来看，《河清诗》是一首典型的应制诗，即借“黄河清”去歌颂当时的朝廷与帝王。

从表面来看，此诗似乎就是一首献媚之文。但仔细考察诗中的言辞与内容，发现其中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很是费解。首先，姚广孝认为“黄河清”是“圣人出”的标志，那么“圣人”指的是谁？是泛指还是虚指？其次，姚广孝在诗中言“有虞之世今复见”，“虞”指的是虞舜王朝，代指安康盛世，那为何会“今复见”？最后，姚广孝作为僧人，又为何会写出如此这般歌功颂德的诗文？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考证《河清诗》的创作时间，再结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去探究其文字背后的历史内涵。

二、《河清诗》创作时间考

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并没有标明确切的创作时间。但“黄河清”这一独特的自然现象，因为在古人眼中能预示着国家的兴衰祸福，因此自古便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且姚广孝生于1335年卒于1418年，跨越元明两个朝代，因此若是能从古代的史料中找到这一时期关于黄河泛清的记载，便能为断定《河清诗》的创作时间提供最为有力的证据。

《乾隆荥泽县志》中记载：“元至正四年……二十年十一月甲寅朔，黄河清三日。”[7](p443)由此记载可知，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黄河清三日。《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二十一年黄河清凡七日。”[8](p26)又《日知录》中记载：“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黄河自平陆三门碛下至孟津，五百余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兴。”[9](1704)此两处记载相同，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十一月黄河清七日，且顾炎武将这一现象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又《乾隆荥泽县志》中记载：“二十二年十二月，黄河自河东清者千余里。”[7](p443)此处为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十二月黄河清的记载。以上这一时期内元朝关于黄河清的记载。

《明史》记载：“冬十月丁丑，河决开封。乙酉，蒲城、河津黄河清……十二月壬辰，同州、韩城黄河清。”[10](81)此处记载了两次黄河清的现象，一次是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冬十月，一次为十二月。又《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三中仅记载：“永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津黄河清，至次年正月十八日始复故。三年河清于蒲津。”[11](p44)此记载与《明史》中的记载相同，可知永乐二年与永乐三年各发生了一次河清现象。除此之外，今人学者王星光先生所撰的《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一文中，其根据《明史》中的记载，列举了洪武五年的一次“黄河清”的现象：“连旱，河南黄河竭，行人可涉，沁阳河清。”[12]然翻遍《明史》未见此记载，在《明史》五行志中仅记载：“洪武五年，河南黄河竭，行人可涉。”[10](p455)并没有“沁阳河清”四字，可知此记载有误。又其根据《山西通志》中的记载言：“永乐七年六月，大旱，壶关饥，蒲州垣曲黄河清。”[12]但在《山西通志》中亦未见其记载。今人学者徐近之先生也曾研究过地方志中的河清现象，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其结论也只表明，在1335年于1418之间，仅有至正二十一年、顺帝三十年(即元至正二十二年)、永乐二年、永乐三年，这四个年份有黄河清的记载。[13]

从以上材料中可知，元至正二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二年、永乐二年、永乐三年，这几年均发生了黄河清的现象。元至正二十年，此年姚广孝二十六岁，而永乐三年时，姚广孝已七十一岁，此间跨越了三十五年之久。仅以此为据，显然无法断定《河清诗》的具体创作年代。因此还需结合文中的内容以及姚广孝的生平去断定。

《河清诗》句末言：“微臣作颂献宸庭，万姓嵩呼手加额。”此句中的称谓极为特殊，姚广孝在诗中自称“微臣”，这就说明姚广孝虽是僧人，却已经被授予官职。而姚广孝为官的经历在《明史》中记载的很清楚。《明史》中记载：“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10](4079-4081)由此记载可知，“资善大夫”与“太子少师”皆为正二品的官阶，可见其在文官群体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姚广孝为官的经历。洪武十五前，姚广孝一直都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僧人，洪武十五年后，虽然赴北平主持庆寿寺，但并未被授予官职。直至朱棣称帝，姚广孝才真正的被授予官职。由此来看，姚广孝在《河清诗》中自称“微臣”，可见此诗一定作于永乐元年之后。在姚广孝的诗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称谓的变化。如姚广孝曾奉旨去考察北平的石经山并作《石经山》一文，序中言：“洪武二十一年，岁在戊辰，春正月二十一日余奉旨往观。”[10](p18)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此时距姚广孝赴北平已经有六年之久，但此诗中姚广孝虽是奉旨去考察，但他自称“余”而不是“微臣”。封建王制下，古人的品第制度尤为严苛，自我的称谓被严格的限制。以此为佐证，则《河清诗》作于永乐元年之后是可以肯定的。又从上文所列的关于黄河清的记载来看，则《河清诗》一定是作于永乐二年或永乐三年。

从上文记载来看，永乐二年的河清现象出现在十月十四、十二月二十九，永乐三年的河清现象出现在一月十八，从时间跨度推测，这三次河清现象可以看做是一次自然现象的延续。而且前两次河清现象出现的跨度仅一个多月，从信息的传达到诗文创作推测，姚广孝的《河清诗》更可能创作于永乐三年。而且当时与姚广孝同朝为官的重臣解缙、杨士奇等也皆为此时创作了诗文。如杨士奇作《河清赋》，其中言：“岁在?蒙。”[15](p355)“?蒙”为十干中的“乙”，而永乐三年正是乙酉年。由此来看，姚广孝的《河清诗》应该也作于永乐三年。

三、《河清诗》背后的历史意义

从上文的推断可知，《河清诗》应该作于永乐三年。明晰了此诗的创作时间，则上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可有着确切的答案，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推敲出作者创作此诗的真正目的。

(一)《河清诗》中所表达的政治理想

《河清诗》中言：“何似当今圣人出，飞龙在天沛天泽。”此句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意象——“圣人”与“飞龙”。“圣人”与“飞龙”相提并论，且此诗创作于永乐初年，可见姚广孝所言的“圣人”指的既不是儒家圣人，也不是佛家圣人，亦不是虚指或是泛指。与“飞龙”的含义相同，“圣人”所指的就是明成祖朱棣。事实上姚广孝就是借用封建迷信思想为朱棣王朝的合法性证明。

靖难之役中，朱棣击败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于公元1403年自立为帝，改年号为永乐。这种换朝改制，从今人的视角来看，不过是一次十分常见的政权的内部斗争，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却被认为是谋权篡位、大逆不道。因此在永乐初年，朱棣政府就面临着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如《明史》中就记载了大儒方孝孺的事迹：“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10](p4019)此例有着极强的代表性，方孝孺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朱棣让其起草诏书，昭告天下，借方孝孺的名声去宣称其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但方孝孺宁死不屈，且出言不逊，朱棣盛怒之下诛其十族，此事件中亦有人数众多的文人受到牵连。由此可见，方孝孺对于朱棣王朝不合作的态度，代表着当时一部分文人甚至是大部分文人的态度。

正因如此，当永乐二年出现了黄河清这一现象时，姚广孝作为当时的佛教的代表与文官大臣，作《河清诗》，借“黄河清，圣人生”的思想为朱棣王朝的合法性证明。

上文已经提及，与姚广孝有着相同做法的另有其人，较为著名的如解缙与杨士奇，此二人亦用“河清”作文章去赞颂成祖朱棣。如解缙《河清颂》中言：

“天洪河屡清，龙门之碣。昔在太祖，广运神武……即位纪元，龙门河清。应于明年，东夷始服。三陲接踵，如河奔趋。有赴无壅，我皇继统。永乐纪元，龙门河清。”[14](p612)

此段话中的描述也着实耐人寻味，解缙首先叙述的并非是成祖朱棣，而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的事迹，从“岁在辛丑”可知，其描述的正是元至正二十一年时的河清现象。与上文所引顾炎武之说类似，解缙也认为此次的河清现象预示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崛起。但此文论朱元璋的事迹并不是重点，其后又言:“永乐纪元，龙门河清。”显然他是将元至正二十一年发生的河清现象与永乐二年发生的河清现象进行了对比，以此强调朱棣王朝的合法性。

朱棣一朝的重臣杨士奇，也曾作赋去描述这一现象，其《河清赋》中言：

“其清为圣君之瑞……惟我皇继序太祖，道合羲轩，功隆舜禹，政教施乎万邦，德泽流于九土，斯河清之协应，岂偶然之故也？”[15](p356)

十分巧合的是，杨士奇与解缙的行文思路十分相似，也是先言太祖朱元璋，再言成祖朱棣。且杨士奇的叙述更为直接，其言：“惟我皇继序太祖……岂偶然之故也？”显然，他就是借河清现象在时间上的先后出现，去强调朱棣的正统地位。

今人学者也曾注意到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如李新宇先生就曾从明代辞赋的演变这一角度去考察永乐年间的辞赋写作，其言：“朱棣篡统之后极力寻求承天受命的各类标志，如郑和七下西洋带回的各种奇珍异宝，既是万国朝圣的有力证明，也是永乐登基大宝的天人感应。一时间辞赋创作内容皆是四方朝觐、献纳贡赋、国泰民安、福应尤盛。”[16]李新宇先生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李新宇先生只是从成祖朱棣这一层面去阐述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却没有注意到当时两大文人群体的对立。朱棣篡位是既定的事实，但当时文人阶层对其的态度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永乐初年的朱棣王朝，“文人”这一社会精英阶层，显然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种是类似于方孝孺这种，坚守传统礼制，拒不与朱棣政府合作的文人群体；另一种则是如姚广孝、解缙、杨士奇这种，承认朱棣政府，并努力宣传期其政府合法性的文人群体。文人群体的对立，就导致了反对朱棣政府的文人，默不发声，而支持朱棣政府的文人，借自然异象、奇珍异兽，用辞赋的形式去宣传政府的合法性，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今人很难去断言这两类文人群体的优劣对错，因为选择的不同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的理想与追求。总的来说，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解缙所作的《河清颂》以及杨士奇的《河清表》，有着极强的目的性及政治性，因此不能单一的从艺术这一层面去探究其价值，而是考量其背后的历史信息，从中去考察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的选择及其整体风貌。

(二)文人情思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可以断定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为明成祖朱棣的合法性证明。但深入考量着篇诗文的行文方法以及具体内容，却发现在其文字的背后又透漏着姚广孝个人的理想与情感。

将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与解缙所作的《河清颂》、杨士奇的《河清表》对比，可以看出姚广孝的行文方式与其二者皆不相同。解缙与杨士奇皆是先叙述太祖朱元璋的事例，再用元至正二十一年与永乐二年两次河清事件的依次发生，去强调朱棣的合法地位。但姚广孝则不言太祖朱元璋，而直接用“圣人”与“飞龙”去描述朱棣。从表面来看，这似乎并无不妥，特别是“飞龙”这一意象，古来专指帝王。但“圣人”这一意象就十分微妙了，虽然“黄河清，圣人生”的思想，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解缙与杨士奇的诗赋中，皆未用“圣人”这一称谓，杨士奇的赋中仅用了“圣君”这一称谓。据《明史》记载：“二十三年，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10](p69)从此记载可知，朱棣并不以文出众，而是以武见长。显然，在解缙与杨士奇看来，儒家的“圣人”并不符合朱棣的身份。

而佛家所言的“圣人”，则更不符合朱棣的身份。《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中言：“‘圣人’一词，系取其佛教思想体系下之涵义，故与儒家意义之‘圣人’并不相同。在佛教内，‘圣人’是指证得圣智，在见道位以上之人。又称圣者、圣。”[16](p4811a)从此释义来看，佛家所言的“圣人”有着独特的含义，显然朱棣与佛家所言的“圣人”亦相去甚远。

从上文论述来看，无论是儒家“圣人”亦是佛家“圣人”都不符合朱棣的身份，那为何姚广孝还要用“圣人”去指代朱棣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歌颂或赞美朱棣吗？若是如此，这只能说明姚广孝不过是个深谙权谋之术的俗人罢了。但从其《河清诗》后文的论述来看，又并非如此。

《河清诗》中言：“有虞之世今复见，会看黄龙负图册。”值得注意的是“有虞之世今复见”句的含义。“有虞之世”指的就是“虞舜之世”，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从含义上来看，这样的言辞似乎并无不妥，但姚广孝居然用了“复见”一词。上文已知，解缙与杨士奇皆是先言太祖朱元璋再言成祖朱棣，这样的行文方式使得朱棣政权的合法性，借“黄河清”十分清晰的表达了出来。从自然的巧合出发，让常人无法质疑其言辞的权威性。而姚广孝所言“今复见”之意，显然已经将洪武一朝与永乐一朝割裂开来。由此推论，既然姚广孝言永乐一朝是“虞舜之世今复见”，那洪武一朝自然算不得“虞舜之世”。而姚广孝作《河清诗》时不过是永乐初年，显然他言“有虞之世今复见”，包含着他的两种情感：一是对洪武一朝的不认同；二是对永乐一朝国泰民安的期盼。由此论之，姚广孝言“圣人”，并不仅仅是谄媚之言，而是隐藏着着文人的风骨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思。

关于姚广孝对于朱元璋的看法，限于其特殊的身份以及史料的缺失，如今很难知之甚详。今人仅能从遗留下来的文字中去推敲其真实的思想情感。商传先生就认为姚广孝助燕王起兵，就是源于洪武一朝，明太祖朱元璋对文人迫害，其言：“高启因文字至祸，于洪武七年腰斩而死……徐贲‘下狱瘐死’。王行受牵连于蓝玉案，父子同坐死……每当他思念故人时，常独自泪下。当他经过井径淮阴侯庙时，触景生情，不由发出了‘杀身惟恨汉高皇’的怨愤之声。”[15]高启、徐贲与杨基、张羽并称“吴中四杰”，加之王行，此五人皆为姚广孝的好友，其之间的交往事迹，交游唱和的诗文至今可见。遗憾的是，其五人都在洪武年间获罪致死。商传先生的此番言论，当然只是他的推测。《河清诗》写于靖难之役后，将“有虞之世今复见”句中包含的思想与商传先生的推测对比考察，则能从一个侧面为商传先生的论断提供较为有力的佐证。

由此可知，姚广孝作《河清诗》虽然有着极强的政治目的，但与一般的应制之文不同，其中也包含着其深厚的文人情思。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高启的诗文，发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巧合。高启曾做《黄河水》一诗去表达自己对太平盛世的期盼，诗言：

“旧传一清三千年 ,圣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一清一何少 ,吁嗟至治何由还。我愿河水年年清 ,圣人在上圣复生 ,千龄万代常太平。”[16]( p184)

此诗的创作时间暂无法断定，但不会晚于洪武七年(公元一三七四年)，《明史》载：“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10](p7328)洪武七年，高启被被腰斩于市，年仅三十九岁。姚广孝为高启好友，两人有着深厚的感情，高启还曾经为姚广孝的诗集作序，序中言：“因甚爱其诗，每退直还舍，辄卧读之不厌。”[1](p2604)而姚广孝传世的诗文中，也有多首与高启有关。《黄河水》中包含着高启对“有虞之世”的期盼，对“黄河清”的期盼。但直到高启被腰斩整整三十年后，永乐二年才出现“黄河清”。时年，姚广孝已七十岁。由此来看，姚广孝不言太祖朱元璋，将永乐与洪武割裂，而言“有虞之世今复见”，其中包含着姚广孝复杂的思想，其中或许就有着对当年好友渴望“有虞之世”的回应，以及对好友的思念。

四、结语

通过对于历代河清现象的考证，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作于永乐初年，作为一篇应制诗，其主要目的并非是单纯的歌功颂德，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作为靖难功臣，佛教官方机构官职最高的大臣，燕王朱棣的支持者，面对当时部分文人排斥朱棣政权，与朱棣王朝拒不合作的情况下，借河清现象去强调朱棣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诗中又体现出姚广孝自我的感情倾向，即对朱元璋统治的不满，以及对朱棣王朝太平盛世的期盼。更为巧合的是，姚广孝的好友曾作《黄河水》一诗，渴望“黄河清”，呼唤安定太平盛世，但其至死而未见。当姚广孝已经七十岁时，一方面是新的王朝的建立，另一方面是“黄河清”现象的发生，或许此时复杂的感情自然会产生交织，才会发出“有虞之世今复见”这样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复杂感情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