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丹波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贵州·贵阳 550025;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专门部署,首次提出“建设法治乡村”的任务[1],2020年2 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对法治乡村建设作出了系统安排和明确要求,提出到2035 年法治乡村基本建成的重要目标[2]。法治乡村建设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夯实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推动法治乡村建设,国家法的刚性约束和民族习惯规则的“活法”效应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甚至还可能相当激烈。可见,要稳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应厘清国家法和民族地区民族习惯规则之间的关系,并探寻调适二者之间冲突的可行路径。
既然是法治乡村建设,依法治理自是题中之义,那么,首先应讨论的就是作为治理依据的“法”的性质。在民族地区法治乡村建设中,依法治理的主要依据当然是国家法,即由国家立法机关及其授权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等。但是“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3],在国家法之外,还有大量来自于民众生活习惯和民族传统的世代相承的各种习惯规则,同样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