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松 杨炜竹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南山地省份,自然山水与特殊地貌塑造了其各世居民族不同的文化品格,进而渗透到他们的饮食、服饰、建筑、节庆等方方面面,且必然在代系的传承中积淀下浓厚的家园意识和故土情怀。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政策性强、难度大的工程。随着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与空间哲学的兴起,从“空间易位”审视民族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无疑是一种新视角、新途径。同时是“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理论转向。”[1]本文试从文化人类学的内在思路与民族文化学的思考,提出以再造空间认同感调适少数民族搬迁户的过渡期空间易位的不适症。
贵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限制了当地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仅从这些地方的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及其生产生活辅助设施来看,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及村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心村”到“中心集镇”再到“县城”,尤其是以“县城”为迁入的核心安置点时,它意味着一种告别土地及传统生产劳作模式的社区化生活成为搬迁户需要面对的事实。进入到城镇化的公寓与社区生活之中,必然会让一部分易地搬迁的贫困户在“拔穷根”的同时又陷入一种“家园易位”的空寂感与自我身份归属的不适性,可能会引起一些搬迁户不能很快很好地适应新的搬迁环境,对于一些原有村寨,尤其是颇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村寨,空间易位也会引发一些文化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