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常勇
(1.华南农业大学 珠江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Reinking等学者在1998年出版的HandbookofLiteracyandTechnology:TransformationsinaPost-typographicWorld一书中提出后印刷时代[1]这一概念,用以泛指20世纪70年代至当下这一段时间,从而开启众多研究者对于电子语篇、超文本等后印刷时代的产物,以及它们与印刷时代纸质出版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思考。语篇作为信息的载体,一直都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而后印刷时代的超文本语篇,不仅改变了信息的呈现形式,也改变了翻译研究者的认知情境、阅读习惯和思考方式,为翻译学的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先决条件。目前大部分研究多关注计算机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技术上的跨学科可能性,却忽略了数字人文研究这一概念也涉及到“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的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2]。后印刷时代凸显了在数字环境中建构学术发展与知识创新。因此,本文拟比较后印刷时代出版与纸质出版的差异,并在数字人文的视域下探讨翻译学研究新的学术模式、学术思维和组织形式。
“语篇是依据某一特定的体裁和交际媒介的规范建构起来的诸种符号(如语词、图像、声音或动作)的集合。”[3]传统纸质出版的语篇符号多是由文字或者图像介质(且图像多用于支持文字)构成,而后印刷时代的出版大大拓展了语篇符号构成的数量和种类。语音、视频、流媒体以及可以随意删改的电子语篇、数字媒介等都可以成为后印刷时代的出版产品,极大地改变了信息呈现、读写习惯和思维模式,与传统的纸质出版有着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