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民族治理中的民生关怀问题探析

翁 泽 仁

贵州自然环境的欠开发程度，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重视不足且难以管控的原因。其政治、经济及地域条件在明代的史料中多有记载。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朱元璋的谕告：“西南囗囗自昔号称艰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树丛密，夏多露雨，地气蒸郁，蛇虺蚊虻之毒随处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则生疫”(1)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页。；江进之的《平播铭》并《序》曰：“黔则弹丸之地，居恒仰给楚蜀，有如称贷”(2)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 第一辑 下册 黔记(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5页。、梅国楼的《平播凯歌》：“蜀道青天自古难，夜郎天外更巑岏”(3)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 第一辑 下册 黔记(下)》，第1740，1301，1，1764页。；吴维岳在其《飞云岩记》中把贵州的社会状况描绘得相当清晰：“贵州遐壤杂夷，中原士彦非膺命不莅，商旅非入滇不经。其暇而游，游而知赏者几人也？”丘禾实在为《黔记》所作的《序》中谈到：“籍黔之入，不足以当中土一大郡。又汉夷错居，而夷倍蓰焉……其官于黔者，或不欲至，至则意旦夕代去”；贵州总督蔡复曰：“海内之穷，惟黔为最”(4)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第1257，88-89页。。显而易见，贵州历史上多瘴气、湿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自然条件，以及开发不足、当地世居民族的文化建设需要提升等社会条件，使其成为当时的政府官员及中原人士不愿涉足的地方。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留经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