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论隅

关 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重大变化不在于部分和细节的技术性调整，而是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的整体性迁移。同样是社会转型之际的重要节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使得“新时期”这一概念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比而言，千禧年的世纪之交倒显得平稳。出于学科生存发展的需要，学界很快在社会和经济的大潮中获得灵感，“新世纪”命名的应运而生便是最集中的显现。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新”不同，“新世纪”之“新”似乎聚焦在视阈翻“新”上。如果说新写实小说中的普通人和小市民形象的“红极一时”还只是喧哗与骚动的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文学实践的灵光一闪的话，那么“新世纪”的“民生”“底层”“打工”“草根”等热词的流行就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经由“民间”后的自觉选择。新“平民”潮流不仅昭示了“新世纪”文学的内涵，还发展和丰富了日常生活诗学。女性、儿童、精神疾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的“逆袭”成为叙事者或主人公。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和《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相比，莫言《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贾平凹《秦腔》中的张引生、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陆秀米（《人面桃花》）、姚佩佩（《山河入梦》）及庞家玉（《春尽江南》）等形象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变化。余华《兄弟》中的哥哥宋钢和弟弟李光头更是跨越时空的并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度搁笔的董立勃恰逢其时，《白豆》（2003）的不同凡响就全方位展示了日常生活叙事的魅力和潜力。由此，董立勃参与了日常生活时代的长篇小说建设进程，无形中昭示了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书写新潮，对繁荣和活跃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和尚待审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