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塑与他塑：中印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形象构建比较
——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中心

李金云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108)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特别是2015年“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后，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建设成果丰硕。全球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内容。“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促进新时代全球合作机制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中国切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和中国的重要邻国，却始终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两度缺席了“一带一路”框架内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峰会(下文简称“‘一带一路’峰会”)。

塑造良好的舆论形象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战略目标、增强其影响力和吸引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拟以“一带一路”峰会为中心，选取印度英文媒体长期排名靠前、政治立场不一的《今日印度》(India Today)、《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相关媒体报道建立语料库，同时依托《人民日报》(海外版)提供的“一带一路”峰会数据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比较，探讨造成印度主流媒体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形象偏差的原因和启示，并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提出引导国际媒体客观、准确地塑造“一带一路”倡议形象的对策和建议。

一、数据样本说明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讲，“一带一路”倡议形象本质上是舆论形象，是整个“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具体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个国家新闻媒体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是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整体性认知。“一带一路”倡议的舆论形象有两种：一种为中国主流媒体的“自塑”形象，一种是国外主流媒体的“他塑”形象。

基于研究有效性、科学性考虑，本文在数据样本选取按以下原则进行：

(一)媒体选择：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带有很强的战略意义和博弈色彩，其舆论形象的构建主要由新闻和时事评论引发，故侧重选取以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能够对“一带一路”倡议舆情产生重要引导、培养作用的媒体。考虑到相关报道数量和整体呈现面貌的平衡性，中国选取《人民日报》(海外版)，印度则选取《今日印度》(India Today)、《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imes)、《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三大主要英文媒体。

《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和中国对外开放综合性中文日报。读者群主要是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关心中国情况的各国各界人士。主要任务是传达中央的政策，报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提供国内外各种信息。其对“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比较集中，不但代表中国媒体官方态度，在中国主流媒体中颇具代表性，基本呈现了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自塑”形象。

《今日印度》是印度头号英文杂志和读者量最大的出版物，主要报导印度国内新闻和全球最新的政治、经济新闻等，周发行量达到110多万，读者超过1500万。《印度斯坦时报》是印度著名的英文大报，主要流行于印度北部，在印度英文读者数量排名第二。《印度快报》是隶属于印度时报集团的英文对开日报，主要在印度各大城市和地区发行，在华盛顿、伦敦等地派有记者。在政治倾向上，《今日印度》立场比较中性；《印度斯坦时报》支持国大党英迪拉派；《印度快报》偏向人民党，对国大党英迪拉派政府持批评态度。三大媒体在印度英文媒体中长期排名靠前、且政治立场不一，基本能呈现印度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舆论形象。

(二)案例选择：“一带一路”峰会是“一带一路”框架顶层设计中的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台，旨在通过高峰论坛这一形式，全面总结一个时间阶段内“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进程，共商未来重要合作，实现合作联动发展，可视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两届“一带一路”峰会的集中报道，可以管窥中印两国基于自身立场出发所构建的“一带一路”倡议舆论形象的基本面貌。

(三)时段选择：考虑到两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峰会的聚焦程度和报道数量，从数据平衡性和科学性出发，在时段选择上，《人民日报》(海外版)选择两届“一带一路”峰会召开前后为期一个月的相关报道，即2017年5月1-31日和2019年4月10日-5月10日两个时间段(1)两届“一带一路”峰会分别于2017年5月14-15日、2019年4月25-27日在北京召开。。印度三大英文媒体则选择2017年和2019年全年关于“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

二、中、印媒体对“一带一路”峰会报道的整体呈现比较

(一)报道数量分析

1.《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两届“一带一路”峰会期间，该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以消息和通讯居多，辅以部分深层次、细化报道，评论较少。2017年5月1日—31日关于“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117篇，包含消息39篇、通讯59篇、评论19篇；2019年4月10日—5月10日关于“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62篇，包含消息21篇、通讯35篇、评论6篇。消息来源中原创报道109篇，占整体的61%，转载其他主流媒体报道41篇，占整体23%，专家解读29篇，占16%。从消息来源看，作为中国主流媒体，该报对“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追求准确性、权威性，转载的报道基本出自同样作为主流媒体的新华社、中新社，解读专家基本为中国国内专家、政要，对国际媒体、外国政要及专家的转述和引用较少，话语倾向不够多元。

2.印度三大英文媒体：2017年，印度三大英文媒体关于首届“一带一路”峰会报道共63篇，计26万余字。2019年，上述三大英文媒体关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报道31篇，共14万余字。根据语料库中印度三大英文媒体对“一带一路”峰会报道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报道热度受印度官方态度的影响较大。虽然两届“一带一路”峰会印度政府都拒绝参加，但2017年印度尚处于犹豫和观望阶段，对首届峰会的关注度不小；2019年第二届峰会举办时，印度已明确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度和报道量较少了一半。

(二)报道议题分布

1.《人民日报》(海外版)：两届峰会期间，该报对政治议题方面关注最多，特别是关注与会各国政要动向，2017年、2019年分别占据相关报道总数的28%、32%，显示中国政府举办“一带一路”峰会的充分准备。首届峰会是“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新阶段的标志，面临众多质疑和排斥，热点议题多为“一带一路”政策解读和理念宣导，旨在释疑解惑和化解排斥；2019年第二届峰会时，“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议题多为“一带一路”倡议成果展示和未来展望，旨在吸引更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响应倡议；体现了两届峰会报道的不同宣传策略。同时，亚投行与倡议的对接、丝绸基金会等新型组织的建立等新领域和新进展得到密切关注。

在经济方面，该报2017年宣传的重点是“中国产品”“中国理念”“中国声音”，因此重视企业对外贸易和建设发展的报道，特别关注铁路建设、通信网络、航天航空等领域，多次强调“中国制造”，对民企、小微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机遇走出国门、开拓国际贸易与合作的空间的议题也给予一定关注。2019年，该报经济方面的报道重点从重工领域转向食品、纺织、文教用品等轻工领域以及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金融产品组合”“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合作”等成为热词。

该报文教、科技领域的报道反映了一些社会文化转型和思想认识改变的状况，强调“科技+创新”对文化领域发展的赋能。2017年重点宣导的传统节日、丝路历史、电影交流等传统领域，在2019年让位于“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5G+4K”、现代智库建设等新领域、新平台，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等人文交流项目得到了一定关注。

在区域发展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辐射范围逐步扩大，参与国的进展得到较多报道。港、澳、台三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倾向和态度得到该报重点关注，港澳地区积极参与和台湾地区的消极抵制形成鲜明对比，从媒体和民众角度呼吁台湾当局把握机会，谋求发展。对印度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一定关注，报道了杨洁篪、华春莹等中国政要的表态，表现了中国的诚意。

2.印度三大英文媒体：通过对议题归类和分析可知，经济是2017年印度三大英文媒体最有热度的议题，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对“一带一路”峰会的关注点大多在经济领域，达34篇，约占总数的54%，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舆论形象的主体；其次是政治议题，共26篇，约占40%，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印巴关系等问题；文教类议题、科技类议题、军事类议题和其他议题分别各占1篇，各占总数的2%。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印度或直接或间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相关方。在关于“一带一路”峰会的新闻报道上，经济领域的状况和形势更容易为印方媒体所关注。以经济为议题的报道关注点主要分布在“中国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投资”“印度周边六国与中国签订20项协议，涉及基础建设、能源、金融等”“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论坛’可能面临的损失”等方面，这些报道体现了印度部分中立、理性的立场或声音，认可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与印度利益的关系。可见，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舆论形象最重要的标签之一。

政治形象是“一带一路”倡议舆论形象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印度媒体不断地探讨印度不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对中印、中美、中欧及与巴基斯坦等印度主要邻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等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关注点。在政治议题中，2017年印度三家媒体各有侧重。《印度快报》注重“一带一路”峰会成果、项目的达成，《印度斯坦时报》较多关注印度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考虑，《今日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比较中立、看法多元开放，不乏理性的评论和客观的报道。到了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时，三大媒体的议题集中点都几乎集中在政治领域，对于峰会取得的诸多经济成果也多从“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上的腐败”“‘一带一路’成员国的负债危机”等负面角度报道，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的舆论形象走向负面。

相对而言，文教和科技类新闻报道内容则相对多元化，中国高铁、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制造等中国元素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形象构建的亮点。

印度三大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峰会的议题从经济议题为主转变为以政治议题为主，也正面反映了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犹豫不决正转向明确排斥。

(三)“一带一路”倡议舆论形象构建倾向分析：

1.“自塑”形象：

通过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两届“一带一路”峰会179篇报道的文本挖掘，除去“中国”“国家”“我们”“一带一路”等中性名次外，频次排名居于前20位的词汇分别是：合作(2552)、发展(2164)、建设(1482)、习近平(1394)、经济(939)、共同(816)、推进(630)、加强(587)、关系(561)、国际(561)、战略(478)、和平(446)、促进(406)、交流(395)、亚洲(358)、共建(323)、沿线国家(306)、投资(300)、开放(299)、互联互通(283)、互利(271)、贸易(270)、深化(269)、文化(263)、东盟(258)、政治(168)。可见，在中国官方语境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是以“合作”为根本原则，以经济投资领域和互联互通为重点，以互利、和平的方式，积极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及世界各国共同发展[1]。

从“自塑”形象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峰会期间的相关报道呈现了比较多元立体的“一带一路”倡议形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多元”等关键词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着力营造的形象标签。“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2]；“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要谋求国家间合作的政治势力范围。”[3]这种形象和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4]的大国定位基本相符。2019年4月23日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用事实说话、用数字示证，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义和解释权，也展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责任”和“担当”。

2.“他塑”形象：

搜索印度三大媒体语料库，除“中国”“印度”“一带一路”等中性词外，印度三大英文媒体2017年关于“一带一路”峰会报道中最频繁的关键词汇分别是中巴经济走廊(258)、主权(110)、边界(83)、合作(66)、发展(63)、完整(41)、对话(40)、争端(29)；2019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巴基斯坦(196)，其他主要高频词汇是合作(140)、国际(140)、主权(110)、中巴(78)、发展(64)、债务(40)、抵制(22)、对话(22)、文化(10)。可以看出，印度一方面对“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充满艳羡，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绝大多数为客观引述中方阐述或国际报道，对于论坛本身的评论较少；另一方面，又十分担忧因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不得不同意中巴经济走廊等方案导致边界主权争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于边界、主权完整、争端等也多有关注。

总体上讲，印度三大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受印度政府的官方态度影响很大，但不乏理性、客观的声音。2017年，印度三大媒体对首届峰会正面的报道偏多，共38篇，占全部报道60%；中性和负面的声音大体旗鼓相当，分别为13篇(21%)和12篇(19%)。中性报道以转刊中方或欧美主流媒体的报道为主，如各国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情况、中国对中巴经济走廊涉及的克什米尔问题、对印度缺席“一带一路”峰会的评论等；《今日印度》还对南亚国家所接受的投资金额报道较为关注，尤其是中国在各个国家所致力投资的项目，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当地政府的纳税收入。[5]正面报道以关注经济、能源合作为多；负面报道则主要纠葛中巴经济走廊等与中印周边国家相关的问题。2019年第二届峰会举办时，三大媒体的报道高频关键词基本集中在“中巴经济走廊”“债务圈套”“主权完整”“国家安全”等政治议题上，负面的声音居多，但仍有一些客观、理性的声音存在，如关于“‘一带一路’贯通南亚、中亚、阿拉伯湾、非洲、欧洲海陆”“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等；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报道已凤毛麟角。

“一带一路”倡议的形象在印度主流媒体中从中性与正面占主流到负面占主流的转变，既反映了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与其自身发展战略方向的一致性与利益性持保留态度和战略疑虑，又反映了印度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不信任和不认同感的加剧。这种不信任和不认同的变化体现最明显的是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个专有名词的翻译上。2017年，印度媒体基本引用新华网的译法，译为The Secon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6],强调的是国际合作，但《今日印度》在2019年关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报道中多处并未使用中国官方通用的翻译，而是称为“China's Belt and Road Forum”(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称“一带一路”倡议为“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强调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的论坛，在其报道中着重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作为受益者，为中国市场饱满的企业开拓新的渠道，其他国家作为经济受害者的身份，偏离“合作”事实，甚至只字不提合作一词，将“一带一路”的合作视为唯中国一国所支配的倡议。从2019年3月到2019年6月，《今日印度》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导中没有出现“合作”一词，中国官方话语关键词也没有出现[7]，甚至在多篇报导中将“一带一路”倡议塑造成中国为敛财、拉动国内经济对弱小国家进行的欺骗行为，并称这种此种经济行为是“债务圈套”，是中国为促进国内经济、金融发展而对外进行的经济扩张；而针对“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边境争端，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合作对印度没有“表现出尊重”。总之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增强的影响感到极大不安。

三、印度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形象构建偏差原因

(一)印度大国战略的影响

1947年独立后，继承英属印度战略遗产的印度共和国，迫切希望立足南亚次大陆的优势地位和天然的海洋优势，实现战略自主和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尼尔·尼赫鲁公开在《印度的发现》中宣传“印度中心论”，认为印度洋是“印度之洋”，南亚次大陆是印度的天然势力范围，容不得侵犯。他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8](P57)这种世界大国目标定位，是地理条件、历史传统与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广大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共识。[9]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在既定的世界大国战略目标下不断调整外交手段，开展务实外交，积极营造有利于其崛起的战略环境，对其他大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举动保持着天然的防范心态。2017年6月中方在西藏洞朗地区进行基础建设，中印开始了在中、锡(金)边境的对峙，被印度媒体认为是因为“印度没有出席‘一带一路’峰会，北京需要解决此种侮辱、让印度就范，向世界展示德里力量极限的合适时机。同时锡金对峙也可能是一种类似的主导行为，旨在向世界展示谁是亚洲的主宰”[10]。在印度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冲撞了印度的地缘政治空间和战略空间，给印度制造安全困境，削弱了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地位和印度洋的优势地位。

(二)印度战略考量的影响

印度是印度洋沿线最重要的国家和崛起的大国之一，印度洋对于印度具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2014年莫迪政府宣布海洋安全是政府的优先考虑。在印度的战略思维中，“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单边倡议，没有与其他国家磋商，其他国家不一定拥护；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有可能扩大中国在印度洋和印度邻国的影响。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涉及瓜达尔港和克什米尔主权，中印尼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将被中国主导，引起印度的严重关切，被印度视为对其战略空间的侵蚀和压制。因此，印度一方面提出“东向政策”“季风计划”“香料之路”反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对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印太经济走廊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包含了印度积极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11]这也是印度先后婉拒两届“一带一路”峰会的主要原因。

从媒体报道看，印度官方和民间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别，官方一直在骑墙摇摆，民间表现谨慎欢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态度也有所区别，中央关注战略利益和主权争议，地方更注重经济利益和受惠可能。如2017年《印度快报》对于中国邀请印度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有较如实的报道，称感受到中国的诚意。[12]对于当时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有评论文章称此行为是“奇怪、有争议的”，认为在当下国际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是中国引导的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印度应该承认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印度会有所不快，但应学会适应并参与。文章对“一带一路”倡议作了较为中肯的介绍，并且承认其将会为印度提供更多国际经济发展的机遇。[13]可见，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互联互通观念和愿景在原则上是赞成的，但对主权争议和具体实施持保留意见；但总体上看，官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印度民众的认知。

(三)中印“瑜亮”情结的影响

中、印两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都有着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传统。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都有志于重新构建全球秩序。近年来，随着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盛行，两国以金砖国家成员、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和二十国集团成员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联手提倡经济全球化。由于类似的文明、近代殖民遭遇和“崛起大国”诉求，两国人民始终有着比较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潮和难解难分的“瑜亮”情结。两国政府和人民一方面互相奥援、互相抱团，一方面又互相比较、暗中较劲。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两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中印的竞争态势正在加剧。莫迪政府之所以对中印尼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摇摆观望甚至避而不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两个计划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将被中国掌握主导权，担心印度沦为追随者。

(四)印度文化圈话语体系的影响

由于殖民政治的影响，印度除了根植自身所处的南亚文化圈外，还深受拉丁文化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南亚文化为政治底色、现实基础和政策来源，以拉丁文化为上层建筑和政治框架的有印度特色的政治文化。在两种文化中，南亚文化作为土著文化，糅合了印度民众的民族记忆和草根文化，是民族身份的象征；拉丁文化则作为殖民时代遗留的文化符号，代表了进步、文明和尊贵。也正是由于这样，英语和印地语同被列为印度官方语言。英语是印度精英教育的基本象征，用英语沟通在一些人眼中代表了良好教育和尊贵身份，因此不但英文媒体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着媒体话语的主导权，以欧美为代表的拉丁文化圈的传播话语体系也深刻地影响着印度精英阶层的思想和观念，从而造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偏差。基于此，印度媒体在涉华、涉“一带一路”倡议议题方面普遍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归因错误”，即在解释涉华涉“一带一路”倡议决策时，倾向于做倾向性、标签性的归因而忽视了决策行为所处的具体情况和形势。

2017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印度及特朗普政府力挺印度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后，印度媒体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转述美国媒体和研究者关于“一带一路”的负面评论日益增多。2019年后，受官方态度影响，印度媒体的报道有意无意地夸大中印关系存在的问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显著成效视而不见，却十分关注负面问题，经常联篇累牍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质疑和审视，认为中国提出倡议是为实现“超级大国”的野心，并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谋求区域新霸权和“中国威胁论”的标志。还有的报道将中国媒体均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渲染中国媒体的政治属性；有的热衷于传播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歪曲、抹黑“一带一路”建设。这类负面报道一方面在事实上形成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解构，遏制了中国的对外传播的影响；另一方面影响了印度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强化了印度民众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识和仇视情绪。

(五)“一带一路”存在问题的影响

作为倡始国和主导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相对重视与工程所在国的双边协议，而相对忽视所提供的项目的国际公共产品性质，其他国家也将直接或间接使用或受到影响。同时，中国在投资项目时通常聚焦于政府层面，而对环境生态影响和民众受惠程度关注不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80亿贷款而把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公司99年，常常成为印度媒体乃至国际媒体渲染“一带一路”工程让所在国落入“债务陷阱”的典型案例，并由此引发缅甸重审中国工程的条款和马来西亚取消高铁与天然气管道项目。[14]当初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时所说的宏大工程缺乏透明度和金融可持续性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加剧了印度中立人士和中立媒体的疑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自身在应对中国时的脆弱性和敏感性。[15](P172)

四、“一带一路”倡议的形象构建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上述两国媒体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的分析，不难发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印度主流媒体涉“一带一路”的报道不乏中立和理性的声音，高层会晤、经济合作等议题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但负面报道和消极的论调也层出不穷，主权争议、领土争端、债务圈套、安全威胁等在报道中不断被凸显，折射出印度政治主体的多元立场与态度。这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形象塑造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必须结合印度媒体实际，制定促进印度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形象的策略，为中印人文相亲、民心相通、经济互惠、利益共赢打下良好的舆论环境基础。

(一)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带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新时代全球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和阶段性进展，其舆论形象在世人面前得到较好呈现；但由于欧美国家掌握了世界舆论的主导权，有时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其关键还在于中国国际话语权不足，“一带一路”倡议形象传播基础不牢。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解决好“挨骂”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关键所在。”[16]具体到印度和“一带一路”倡议，必须通过加强合作，创新机制，促进交流，解决好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形象的良好基础。一是在外交策略上，重视中印关系建设，增强战略互信。印度作为新“崛起大国”和南亚次大陆主要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有自己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在所难免。印度在中美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企图两边牟利，对“一带一路”尤其海丝建设形成很大制约，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然而，置身于“一带一路”建议之外更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只要继续加大力度深化与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印度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可以带动印度态度的变化。中印存在着长期的竞争矛盾，但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印两国在追求多极世界和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有着类似的战略诉求，在当前世界贸易战的阴影下，都倡导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双方需要从大局出发，加强合作，管控分歧，建立交流协商机制，增强战略互信。二是在经济策略上，创新多边协商机制，体现中方诚意。印度在中印尼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合作中采取骑墙政策甚至明确反对，主要担心项目置于“一带一路”框架下被中方主导，自己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跟随者，丧失大国地位和战略主动权。可在经济合作和项目推进上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在话语权相对平衡的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或金砖国家峰会的框架下进行合作，或推进和完善多边机制体制，使“一带一路”工程与印方参与的其它工程在互补基础上合作，充分体现中方诚意。

(二)促进互联互通，加强“一带一路”人文学术交流

促进人文领域互联互通，对强化对外传播、主导热点议题、争取支持力量、提供企业咨询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一要加强“一带一路”智库建设。发挥智库媒体重要信息源和舆论倾向、舆论发酵重要策源的作用，强化对中印政治、经济类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议题的话语权威和话语引领，促进涉华、涉“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积极因素的生成。二要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普及解释。“一带一路”白皮书、通俗读本和学术专著的外译和发声，可以便利和拓宽对外传播；对外学术合作可以争取国外学界、学者和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支持；鼓励有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专家，在国际事件报道、解读中提供权威解读和分析，阐释中国立场和思路，有利于实现印度媒体直接听到多元化的中国声音。三要注重“一带一路”舆情引导本土化建设。加强与印度学者学术合作，长期开展当地情况的跟踪调查，及时反馈当地学术界和媒体的动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人文环境复杂，社会公平、人权、环保、宗教和谐、非政府组织等热点问题需要学者和智库获取第一手信息，为企业进入当地社会、开展经济活动提供评估、咨询和建议，降低政治敏感性，形成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

(三)重视舆论引导，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形象运营

正如前述，“一带一路”倡议形象是通过大众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呈现的、对“一带一路”倡议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整体性的认知。无论是“自塑”形象还是“他塑”形象，都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偏差。面对印度等国外媒体的误读与解构，“一带一路”倡议必须重视舆论引导，加强舆论形象运营和管理。一是要制定“一带一路”倡议形象运营管理策略。在站稳中国立场的基础上，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善于选择典型、成功、有代表性的合作案例进行重点宣传，展现中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实际成果，展现我国友好、亲善的合作姿态，增强印度精英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信心；要加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海外舆情体系的建设，开拓和丰富传播渠道，“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深入沟通和了解，以消弭客观存在的各种担心和利益冲突”[17]，制定国家舆论引导本土化策略，提高传播针对性。二要加强舆情研判，及时应对舆论危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常聚焦于政府层面的合作，由于项目运作方式和中国在合作国的影响力局限，项目运行的工程环境、生态影响和民众态度经常被忽略。从印度三大媒体涉“一带一路”报道来看，负面报道的比例比较高，表明印度在领土主权、社会安全等方面存有疑虑，中国应及时化解摩擦，解读政策。因此，有关宣传部门要加强舆情研判，加强沟通，面对不利舆论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公开，及时通过国内外媒体公布真相，积极引导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以事实克服猜想和谎言，减少捕风捉影。对于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形象的报道要面向印度乃至国际社会“二次传播”，如对于不利报道，要及时回应和反击，引导国际舆论导向。三要创新宣传形式，提高传播技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讲述好“一带一路”倡议故事，除了要立足中国文化、中国国情外，还要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印度民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要改编单一的宏观的政治经济新闻，以接地气的民众视角，反映“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及周边各国的活动和实践；要淡化传播者的主体，注重印度受众，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关注印度民众想过要关注的信息；要注重真负面信息全面呈现、客观准确，在平衡报道中获得公信力。正如卡尔·霍夫兰(CarlHovland)所言：“如果受众一开始就倾向于反对传播者的观点，那么把正反两面的观点都提出来，就比只谈一面更为见效”[18](P157)。

特别在印度民众关心的“主权”“债务陷阱”等问题上，把中印双方的观点都提出来，甚至适当引用第三方的观点，营造多元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比单纯表达中方立场有效得多。四要重视社交媒体，营造官民舆论共振。中国习惯借助单一官方媒体平台发布官方信息，忽略官方主流媒体体系与民间网络舆论的共振效应，这从印度当地涉“一带一路”倡议舆论受官方态度影响巨大得到印证。目前脸谱网(Facebook)、推特(Twitter)、微博(weibo)、微信(WeChat)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以其及时性、互动性和草根性异军突起，成为国际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国际特别是印度民众常用社交媒体，以平民化语言开展公共外交，将“一带一路”倡议和民生福祉联系起来，突出对双方社会民生的具体惠及，以赢得民心、消除隔阂，一定程度上更胜“外交辞令”式的报道，不但可以及时根据印度民众互动反馈调整传播策略，还可以影响国际舆论。五要善用印度媒体，用好本地媒体影响力。使用主流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重大国际关切和重大热点问题上主动发声、主动出击、快速发声，这是中国第一时间传播事实、表达观点的常态，也是“自塑”形象的重要措施。但应该看到，在印度的落地率很难达到预期，因为印度公众依然主要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倡议。从这个实情出发，善于借助印度主流媒体推进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仍然是必要的。运用印度主流媒体的传统影响力，在国家主要领导人出访和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时，在印度主流媒体上开辟专版，有效地影响当地主流社会；通过各类媒体峰会等合作机制，加强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和海外媒体深度合作，有效树立“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等等。这些都是自塑与他塑“一带一路”倡议形象的有效举措，必须在坚持中完善、在完善中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