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堂 吴大华
(1.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研究院,贵州·贵阳 550025;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 550002)
近年来,贵州民族地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围绕产业革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两委”班子成员牵头发起,以集体资产、资金、资源入股,组织动员致富带头人和其他农户联合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贵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注册农民合作社已达60000多家[1],覆盖了全省88个县(市、区),已成为推动贵州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贵州民族地区农民合作社也在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推动农民增收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贵州民族地区多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相对而言,农民合作社在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要滞后一些,民族地区农民合作社的持续发展必将影响全省农民合作社的持续运作。因此,笔者在考察贵州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农民合作社后,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以期提供实践启示和借鉴价值。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2],这一论述强调了人们与物质交换之间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盲目地用力量来统治。后来恩格斯在《自然界与社会》一文中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而是“我们人类的肉体、血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