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邬家峰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技术手段和治理工具的使用都是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而现代信息技术更是当前国家治理工具箱中尤为重要的构成。正如渠敬东等所言：中国的国家治理改革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总体性支配到技术性治理”[1]的过程。《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3.09亿，而微信则以注册用户9.63亿成为使用最频繁的社交媒介(1)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态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1-02/03/c1613923422728645.htm.。以移动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深刻改变着社会主体之间的行为交互模式，调适着原有的社会秩序，形塑着现有的社会治理格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对乡土社会的全面渗透，农民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国家的信息化进程之中。农民的网络化和数字化也倒逼着基层公共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供给。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所认为那样:“数字化的生存就天然具备赋权的特质”[2]。所谓技术赋权，就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提升弱者的利益主张能力为路径，改变传统社会草根群众在公共治理场域中的边缘地位和“失语”状态。而将技术赋权置于乡村治理的现实场域中，则特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强化普通村民的主体性权利，进而建构起一个多元主体平等参与、自主表达、博弈互动的公共场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乡村“公共能量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