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翰成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探究裁判说理制度,首先应对该制度进行历史梳理,明晰其制度演进过程。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对裁判说理制度进行巡检,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既有弊端,并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得以辩证思考,演绎归纳出既有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指明该制度在当代背景下的应然走向。纵观裁判说理制度近四十年的变化发展,关于裁判说理制度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争论就从未间断过。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行庭审模式改革。庭审方式开始从由“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庭审方式的改革也进一步引发了裁判说理制度的变革。第一次裁判文书改革发生于1987-1992年间。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诉讼文书研究小组,开始引入规范化语言,开展研究司法文书规范和统一的问题[1]。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试行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正式施行。《通知》的施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解决了裁判文书规范化、统一化的问题。裁判文书对法庭全流程进行说理,其标志着裁判说理领域由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转变。1999年《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颁布体现了对说理事实和证据的重视;最高院的多个规范性文件对说理要求也在应然层面呈现出由加强说理到充分说理再到透彻说理的特征[2]。但是,尽管如此,裁判文书的行文结构与内容并未发生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