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

方 黎，姚宏志

（1.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2.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不能止于论述其优秀价值，还应当致力于让这种优秀价值在人民大众中产生积极效果。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而言，这里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对于该问题，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可以提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借鉴这一经典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发现，恰当的编码、积极的解码以及理想解码立场的获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传播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现实中时常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意义错位，影响理想解码立场的获取。为此，可以通过广泛培养群众代言人、优化编码的“解释之链”、提高文本编码的理论彻底性与媒介适应性、培养受众形成恰当的文本理解方法、引导受众形成相称的价值立场等方面进行编码与解码的双向守正。

一、编码—解码理论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解释意义

（一）编码—解码理论的一般概述 在1980年发表的《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生产、流通、分配或消费、再生产”这一理论模式的启发，将传媒产品的形成与流通解读为“生产—成品—消费”的“形式渠道”，这种“形式渠道”并不是单纯的信息发送—接收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拥有复杂关系的过程，一种传媒产品的生产即为编码，传媒产品的消费即为解码，而勾连起编码与解码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话语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