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伟 卢德平
近年来,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华文化符号”语词或概念,指出长城、长江、黄河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①,要求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讲好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魅力”②。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那么,“中华文化符号”与“共同体意识”这一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社会新理念之间有着怎样的学理关联呢?本文立足当下时空,先验性探讨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本体属性、学理规约及方法论,这对于准确理解国家大政方针及文化战略具有社会价值与智库意义。
在符号学角度,文化表现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创造并共同认可、使用的代表性符号。人是文化的实践主体,文化的符号属性预设了人的符号属性。这正是文化符号学的立论逻辑:人“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③,由此聚焦人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文化是“一种由分析者所组合成的符号集合的序列”④,这又将文化研究与人类生活中符号系统的建构和运作联系起来。从洛特曼到卡西尔,文化符号学根本上都在依据这一逻辑,凸显符号或符号活动的文化功能,张扬人建构自身“主体性”并创造文化或文化理想的符号化思维与行为。而在意义角度,“符号就是意义”⑤,与意义环环相扣,由此与文化的本质匹配,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