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看”与“被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研究的经典模式,似乎是极具中国国情的特殊现象。在中西比较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的比较之中,多数论者赞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灵魂审问的深度要远远高于鲁迅,认为鲁迅做到了对中华民族古旧灵魂的审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了民族灵魂审问与个体灵魂审问的“兼任”。正如刘再复所言,“鲁迅已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的门口,可惜他没有走进去。他只是设置了一个叩问民族劣根性的精神法庭,而没有设置另一个叩问个体灵魂的陀氏法庭”[1]。由此,研究鲁迅,学者似乎更愿意在民族劣根性的层次上发力;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似乎更愿意在个体灵魂的对话上做功。对于鲁迅研究而言,鲁迅是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叩问个体灵魂值得商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实实在在兼顾到了个体灵魂和民族灵魂,甚或人类本性的叩问。笔者发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尤其在其代表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对民族劣根性的叩问有着和鲁迅的“看”与“被看”相类似的处理模式,并塑造了一批极具现代气息的“看客”群像。
不妨先看一看小说文本中对众看客的描摹:“大家都知道关注这案子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候开庭,社会上有许多议论、假设、感叹和猜测,而且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了。”[2]757作为叙述者的“我”,看到“有些太太,特别是外地来的,刻意打扮一番之后,出现在大厅的厢座里,但大多数太太都顾不上衣着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