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而知医：晚清文士习医探究
——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为例

稂志艳

文士习医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救世理想驱动，亦是儒门事亲孝养的必备要求。诚如范仲淹所言：“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1]范仲淹对良医的盛赞，亦可见当时文士习医之风尚。《宋会要辑稿·崇儒》亦有对儒医的记载：“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而《古今医统大全·赵从古论儒医》进一步论证儒与医之关系：“医术比之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学者若非性好专志，难臻其妙。”[2]208-209儒学为首，医术次之。而医术关乎患者性命，不可等闲视之。“而医也者，又自天子以至庶人者之司命也。”[2]12可见儒而知医，并非儒士的救己济人之需，也是业医者淬炼技术之正途。

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十要第一百五十五》中指出，“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业。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论之书须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症时，自无差谬矣。”[3]习医之道，在先须知儒理，然后才是医业。可见儒理是习医之人不可或缺的首要因素，可见医家本身也是非常重视儒理的。徐春甫[2]209又言“吾闻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唯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最害命之至，岂可轻哉。”修礼义，知损益，性好儒与医，且专志于此，方可臻其妙。

其实儒家与医者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里借陆贽言其进则医世、退则救民之理想，“陆宣公达而以奏疏医天下，穷而聚方书以医万民”[4]。这一理想与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利泽生民”“用则行之，舍则藏之”思想是同构的，儒医的出现，既是从医者援儒入医的结果，也是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主导的外化。而援儒入医的具体做法是将医术与孔孟之孝的思想绾合，将习医作为孝的衡量标准。

唐李延寿[5]《北史》中《许智藏》传也有云：“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直接将习医与尽孝相关联，不惟《北史》持此观点，《黄帝素问灵枢集注序》亦有论：“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为不孝也。”[6]认为不读医书犹为不孝。《儒门事亲》则直言：“以为儒者能知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则将儒者知理、知医作为儒门事亲的必要条件。理学家程颢也曾言事亲者当知医，“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7]428。程颐与程颢之论皆基于事亲孝养，认为“今人视父母疾，乃一任医者之手，岂不害事？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如何，药当如何，故可任医者也”[7]245。而事亲须知医理，医孝一体。理学对医学影响，正如徐仪明[8]163所言：“医孝合一论虽然在北宋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还是在理学兴盛之后。”宋明理学的兴盛对医学领域的渗透，医孝合一即证明。

儒医格局在宋代初步确立，一直延续到清代。徐仪明[8]18在《性理与岐黄》：“儒医格局的产生与确立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儒者习医之风越来越盛，发展到无儒不通医的地步；二是医者皆从儒者转来，医能述儒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儒医格局确立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儒能通医，二是医能述儒。同时徐仪明[8]23也指出：“这种儒医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赵烈文即晚清儒医格局下的代表。

1 援儒入医

曾国藩 “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9]。赵烈文作为曾国藩幕府中的知名幕僚，其儒学、理学、文学素养深厚，他的《能静居日记》中有大量阅读医书的记载。他对医书品评赏鉴，或可指瑕，或能廓清迷雾。他在咸丰八年(1858年)阅读《千金方》时，对其喜用大毒之品和重剂这一现象，摧陷廓清，指出今人脏腑柔脆，已不适合。“孙思邈《千金方》言人参汤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卷中诸方喜用大毒之品，兼多重剂，今人脏腑柔脆，恐所不任。惟后卷论内功修养之术，颇为通惬。余向习安般，可得出入息千许，于龙虎倒行，亦自觉其不难，然此皆浅术，为存养之计则可，不足以言道也。”[10]41赵烈文的高明之处，不仅在能因地因时因人制宜，更在其对医术有义理的追求。

赵烈文阅读医学典籍，能精研其义理，又能指出其问题所在。如在《饮食辨录》中，指出其用药性偏于凉。同时对于书中盐能补肾这一观点也做了反驳。“作者于歧黄之外，喜言物理，忍冬左旋，柏木西指，皆称引不遗。又言盐能补肾，故作劳伤力者皆嗜盐，赖其补，故有力也。语甚有得，然观其语，意知其用药必偏于凉，可以概见。又云盐能壮阳道、助房事。盐性入肾，能坚筋骨有之，云助男子阳事，谬矣。西人医说云：胆在胃旁，胃受水谷，满则胆汁被压挤而出，其性善消，食物赖以糜化。或来自军中者，语余云：刳生人腹中，热如汤鼎，取胆纳白金其中，立与胆汁俱化，干之可以除目疾。余参究其理，知夫中消之疾，小便往往能溶化铜锡溺壶者，胆汁溢出之故，弟不知对治何如始效。”[10]82他对医理之精研得益于中医与西医两种视野，在西医具体内脏构造“刳生人腹中，热如汤鼎，取胆纳白金其中，立与胆汁俱化，干之可以除目疾”的临床实践中，知晓中消疾病，小便能溶化铜锡溺壶之原因在于有胆汁溢出。他对医理的执著，既有儒士的经与权，也有学人的通达与深究。医学正需要这样的儒而知理，方更有进步之希望。

他的通达是建立在博观基础上的，他对基本的医学典籍都有所研究，这从其对《伤寒悬解》一书的点评中可领略一二：“立意专主于温，力矫前人专用寒凉之谬。痛斥叔和牵改《素问》经文，以热混寒之误，详辨伤寒各家传经为热之非。戛戛独造，洵为有功造化。然而矫枉过正，与仲圣本意未合者有之，盖寒毒之感，轻重既殊，而禀赋之偏，阴阳互异。执一之论，每患失中，不能为之讳也。伤寒专用大青等凉泄之剂，自唐孙君已举其非，盖自叔和混热于寒，世医遂以热病之治治寒病久矣，辞而辟之，功岂鲜哉。”[10]223

他博观约取之态度，炼就了辨析真假的火眼金睛。“《金匮心典》三卷，尤在泾集注。第一篇第一首云‘脾能伤肾，至肝气盛’云云。夫既伤肾矣，肾为肝母，肾则伤肝之化原绝，乃欲俟火旺肝之被制，以为补肝，一何缭绕至此？必非古人之言。”[10]226他从古文风格即判断出《金匮心典》第一篇第一首的一些内容非古人之言。这种辨伪之功力，既其深厚的儒学素养，亦与其“与人诚、临事慎”的为人与处事态度息息相关。“慎说示龚慎甫立身无他，宅心厚，与人诚，临事慎而已。名虽为三，合之则一。”[10]336

赵氏赞赏将目录学中的分门别类引入对医籍的整理，他认为有此便利，若使医书人人可学、人人可用，才能不朽。“《台轨范》八卷：徐大椿著。笼统引经，笼统列方，各家方书皆然，安用复作。果实心著书济世，当分病分症，博引经脉，明某病所以必见某病之故，然后每病之下分列古方，亦明辨所以用某药为对某症治之故，庶几人人可学，人人可用，斯不朽之业也。”[10]1983赵氏的济世救人之情怀敦促其对于医理的探究，同时也正是作为儒者的就是救世之理想，使其对医籍的评价标准向普适功用性靠拢。

赵烈文的儒者救世济人之关怀也在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阅读医书也不忘为后学指明津逮，如在阅读徐大椿《医论》时，指出要学其经路，方能不至于张皇失措。“惟经路则颇分明，学者由此进趋，不至张皇失措，其功已为不浅。若神明变化，存乎其人，固不可一概责之也。”[10]1983他指出《医论》的理论多平实，但经路却是很分明，学者可以此入门。

赵烈文作为晚清名儒，其习医之道更多的是援儒入医，注重医理探究，同时以救世济人为己任，以期兼济天下。而医理之探究表现在对传统医籍理论的质疑与反驳，对讹误的拨正，同时也因人制宜，以时人体质与前人不同，而指出具大寒药性之物应少用。

2 通以济人

赵烈文援儒入医不仅体现在医理阐发上，也体现在对医术的探究与精通而能济人。他在日记中记录的药方，如治咳嗽、安神保胎等药方，嘉惠众人。他对咳嗽与妊娠这两个领域，努力探其赜隐，不畏难，甚至以身试之。在求请到兔脑丸后继续探究其成分与制作，后自己也能合数剂救人。而在咳嗽方面，他则更是以身试之，正是其失败的经历为后人重视熬制药之方法奠定了基础。

赵氏医能济人，首先在于其深厚的医学素养。他博观约取，取精用弘。对医籍采取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读书方法。正如《朱子读书法》序言中所言之读书法，“晦庵先生观书有感：复于中撮其枢要，釐为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11]他从医药典籍始，攻医理，由术而道，循序渐进。他在阅读医典时，敏而善思，有疑问和想法则作札记，从《能静居日记》可知，他在咸丰年间看医籍和史书较多，而医籍之阅读贯穿始终。正是有其泛览与精读、切己体察、著紧用力、持之以恒之读书态度，使其对医籍融会贯通，形成了系统的医理知识与医术技能。

他在咸丰八年研读《苏沈良方》，此书“言医理于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恒非他方所能及矣。”[12]儒者习医，所长在其能明医理，但不足处在经验医技，他研读《苏沈良方》，力求医理与医技皆佳。他还研读过《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嘉佑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伤寒悬解》《金匮要略心典》《黄帝内经》《饮食辨录》等书。他的阅读，既有医药学方面，也有医理方面，可见其医学基础知识较为全面和扎实。

如果说医籍的阅读还停留于医理阶段，那他在经历原配夫人的小产后，开始了医技探索。他对妊娠留意是因咸丰九年南阳君的小产。他为其开四物汤之处方。“南阳君半妊而失，余谓处方曰四物汤。除川芎，加洋参、圆眼肉、枣仁以敛其心肝之阴，砂仁、玫瑰花通其滞气。病者此症向剧，比今已七次矣。向咸服、艾诸安胎之品，未尝奏效，徒益痛耳，故但为疏顺治之。”[10]60赵氏因对南阳比较了解，知道咸服、艾诸安胎之品对她作用不大，故而想以疏顺治之。于是加入了砂仁、玫瑰花来疏通滞气。赵氏对医方的调整与改变因人制宜。同时，对于惯半产者，也开具处方，认为其若有孕，应每天服用健脾益气之药，也开列了具体的药方。“凡惯半产者，一有孕，当日日服健脾益气养荣药，不可缺，保其过期，胎乃安详。单氏安胎方，治胎元不足，倦怠或胎动不安，或身微热减食。人参，二钱。当归，二钱。大熟地，自蒸，二钱。白术，二钱五。条芩，八分。陈皮，四分。苏叶，四分。砂仁，三分。烦渴加麦冬，钱。枣水煎服。”[10]60

他长女原本难产，后因服兔脑丸顺产。对此，他详阅方书，仔细探究，终于弄清了兔脑丸的内部成分与构造(含麝香、丁香、乳香、兔脑四味药)。他在知道制作方法后，准备“合数剂以济人”，这一心系他人、救世济人之态度，与儒家之兼济天下、救世济人以及医家之治病救人暗合，正是其医者仁心的外化，“长女临蓐难产，自初九五鼓至今尚未分娩，合家皇皇，巫医之术靡说不举，访诸民间，得兔脑丸服下，至酉刻竟举一子，大小无恙，可为万幸。详阅方书，此丸系麝香、丁香、乳香、兔脑四味，其效乃若此，拟合数剂以济人。”[10]1542

除却对妊娠相关有较为详细精深的研究，赵氏对治咳嗽之法，亦敢于以身试之。“医人以余嗽，教余用麻黄一分，剜梨为腔，纳药蒸服。余念麻黄甚少，当无害，乃嚼梨数片，已蒸热欲汗。夜卧沾濡彻旦，嗽不止，而增齿痛、头痛，盖心肝虚阳所为动也。”[10]2095他对咳嗽之方的尝试，与古人的做法一致，“古者人专师，师专法，累功而就业，历试而尝效。故挟策寡而取用宏，彼精于己，无藉于外也。”[2]15正是对精于己的追求，才能使他医学有一定造诣，也陆续为亲友开处方治病。“到陆君子良处, 为子文侄处方, 缘服吾药效也”[10]430能为亲友治病，他颇自得，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十七日戊辰霍生请去诊疾，为处一方。十九日庚午。为霍生诊疾， 霍生盛撰觞我，以家忌却之。二十二日癸酉访霍生不遇，为朗生诊疾。”[10]539儒而知医且能实操，为亲友开药看病，非常难得。他也与曾国藩探讨医药：“夏令炎熇，壮火食气，况接见烦劳。前进参麦五味，久服必无偏胜，幸弗以为谬。”[10]907在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曾国藩曾让赵烈文诊脉开处方。

3 众声：文士习医群像

清代儒医群体已成规模，冯玉荣[13]在《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有论：“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城市规模也有扩展,医疗市场其实在不断扩大。而同时，读书人渐众，科举之途有限，不少儒者转而业医，儒医群体不断扩展。”科举之途受限导致很多人由儒转医，这些人大多以医为业。而赵烈文等不同于这一群体，他们仅出于兴趣，习医仅仅是一种存身养性、兼济天下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群体在清代尤其是晚清的历史格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其对儒学、医学的作用如何？晚清儒医的殊相与共相反映了怎样的时代脉象？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中医之学作为养身济人之术，文士多习之。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在为其同乡严以恬作序时，也曾提及这一点。《医方捷诀序》：“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节，应六气之和，固筋骨之束，调气血之平，于是安乐寿考，永享天禄。然后推其意以为医药，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后世医者虽多，然苟非慈明笃厚之君子，终不能究其义。而虽有笃厚慈明之心，苟不世业而少习者，犹不能尽其曲折变移之理，审其几微而察其离合也。”[14]39-40姚鼐因年轻时身体不佳，好医药养身之术。在泛览群书后，因无名师点拨，最后放弃了。但姚鼐对此很遗憾，“惜乎余方以事牵，不能从以恬尽学其术”[14]40。而医学之重要性，姚鼐以“导天和，安民命”六字概括，甚而治之隆兴与医学也有一定联系。

文宗桐城的曾国藩，对中医态度却与姚鼐不同。曾国藩的祖父不信医药，曾氏遵家训，也不信医药，而在咸丰八年(1858年)秋天，他开始吃鹿茸丸，相信医药养生。“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曾氏从不信医药养身至服鹿茸丸，再到后面自己研读医籍，亦是晚清儒而知医的代表。“弟病近日少愈否？肝病余所知深，腹疼则不知何症。屡观《朗山脉案》，以扶脾为主，不求速效，余深以为然。”[15]他曾多次看《朗山脉案》，同时对肝病所知甚多。

翁同龢亦是可与赵烈文比肩的文儒习医的代表。翻检《翁同龢日记》可知其中医素养。他大量研读医典，如《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张氏医通》《千金宝要》《医林改错》《温病条辨》《医圣心源》《李氏刊方》《名医类案》《医宗金鉴》《全身集》《东华正脉》《长寿经》等皆翻阅研读过。除阅读医药典籍外，他也重视直接经验的学习。他善于记录自己和亲友的临床实践，总结经验。“出城，今日始请马医便饭，到家已毕，因与细谈，并以三事驳诘，曰凉药治吐血百无一生何也；曰急则治标，今肝热如沸，奈何不用甘凉；曰治血必先止嗽，今嗽不止如何。曰先止血而后止嗽，止嗽非中气足不办，若强镇压，或疏利，皆不得止；曰良药恐妨胃，且虑止于一时，而春气动将大剧；曰妨胃必泄、必减食，今两皆无之，此时果止，交春不发矣，总之以扶土生金为归宿，特有次第，不可乱耳。”[16]1499他记住临床效果，有疑问处即与马医家论辩，其对医学的探究精神，正是其能于医理有所悟、医术有所成的前提。

他也善于记录身体不适的症状，并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拟访绍彭，忽胸次作恶不能支，腹麻，汗出淋漓，偃卧片时即过，客去不能送，可笑也，总由春气动，肝阳上升，适薄饮佐其发散，历溯此汗证皆在春初，兼借酒力发作，记之，勿复贪此一勺。日来吃鹿茸少许，未知投否，然汗是宿疾，茸则新尝也得斌孙腊月廿日函，尚好。安孙仍咳，云将服熟地。”[16]1593而对于安孙仍然咳嗽，他则直接给出了服用熟地黄的对策。可见翁氏通医术，已能济人。他把侄妇之病症以及病因详细记录，“出城视侄妇疾，诊其脉，右数而微洪，左则弱极且不调，此橐籥失司、中官不运之候，今药用桂枝、白芍，似尚灵动，看此证不致遽不起耳。 ”[16]1549而由此可见其明医理、通医术。

晚清此类儒而知医者众，以赵烈文、翁同龢、曾国藩等为代表，不一而足。这一群体，在晚清波诡云谲的政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兼济天下之心在无力挽回的政局颓势面前，转化为养身济人的儒者之思。而文儒习医，是有别于医家的一个派系，也正是“不同流派的医学探索，也在客观上为医学学术的正典化提供了基础。”[13]文儒为医学学术的正典化提供了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典的整理与校勘，文儒这一群体的加入，为医籍的校勘整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且文儒习医亦有典范效应，能够吸纳更多的有志之士习医。儒而知医、医亦晓儒，能使儒、医更健康地发展。

儒医现象的出现自宋代始，清代尤其是晚清，出现了可与宋代相媲美的儒医景观，或可谓晚清是儒医中兴期。晚清作为文士的“经纶社稷地”，儒医群体的兴盛，既有时代大背景下，文士对自身命运与未来不可把捉的焦灼之痛而出现的存身济人之思；也是内忧外患之局势中，文士理想破灭后的另一种救赎。晚清的文士习医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是晚清之时代变局下，研究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士们生存图景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