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数据安全法的制度构造

张继红

当前，全球化的数据开放与流动对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从各个主权国家相互指责对方的网络攻击，到美国《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CLOUD法案）引发的蝴蝶效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数据空间背后主权国家彼此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博弈。随着国家数据安全风险来源的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国家数据安全制度构建已然不可或缺。如果说在全球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是一种被动防御措施的话，那么明确我国数据安全法的价值定位，构建并完善我国数据安全法的制度体系，以法律形式捍卫国家数据主权安全更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态度。

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加快了数据领域的立法进程。《数据安全法（草案）》分别于2020年7月、2021年4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2021年6月10日《数据安全法》正式通过，并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从体例结构上看，《数据安全法》共七章55条，是我国数据安全领域的基本法。该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强化数据安全制度，确立了个人、组织、数据交易中介机构、重要数据处理者以及有关部门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和职责，对于完善我国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据安全法的价值定位

进入物联网、大数据时代，数据与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相并列，成为新的核心资源，被称为“新时代的石油”，迸发出巨大的价值潜力。作为首部以“数据安全”为主题的法律，必然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与选择，即以法律形式建构基本数据安全制度，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促进数据的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