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朝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264005)
人类从蒙昧往野蛮、从野蛮往文明的历史进步,就是人类通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改造外在和内在自然、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文化进步,也是人的自由理想、文学的审美自由理想逐步实现的进步。中西方人的社会文化,同中西方文学的审美自由理想自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中西方人的社会文化比较,自当是比较中西方文学审美自由理想问题的出发点。
人们通常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往往表现为中西方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和发展阶段中的社会生产方式变迁、阶级斗争变化和意识形态变换等等,常常忽略了中西方文化的内在生命机理的发生。我们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更主要强调研究中西方人最初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如何创造了中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或者说,更主要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发生学问题,进而研究中西方人的自由理想、文学的审美自由理想独特性、差异性的发生学问题。德国启蒙理论家赫尔德,最早借助生物学与神话学的结合来说明文学艺术的文化发生学问题。他说:“树从根处生长,艺术的产生和繁荣也不例外,一开始有艺术,艺术的产生也就有了全部的存在,犹如一种植物的整体或所有组成部分都蕴藏于这植物的一颗种子中了。”(1)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则在阐释人类社会“法的思想”产生时指出:“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