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优先是公民抗疫精神凝聚的根据

周山东

(湖南女子学院 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在重大疫情面前，公民坚持权利优先，还是责任优先，体现了其精神的高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胜危机的成败走向，关系着政府危机领导的效果。”[1]就新冠疫情防控的全球图景而言，我们看到：一方面很多西方民众以“权利优先”为旗帜，高呼自由、人权，抵抗戴口罩、隔离等措施，至今仍处于疫情的泥沼之中；另一方面，无数中国公民以“责任优先”为旗帜，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形成强大的抗疫精神，取得了一步步的胜利。可以说：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担当，武汉的封城举措就不可能得到严格执行，新冠疫情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问题是：为何公民抗疫精神只有在“责任优先”的意识上才能凝聚起来？本文从历史经验总结、现实情况考量、实际抗疫效果以及全球抗疫需要的角度进行论证，以进一步把握公民抗疫精神的内核以及生成规律，开发出普遍的价值。

一、责任优先是公民抗疫精神凝聚的历史经验总结

公民的健康责任与健康权利相对应，而公民“健康权的义务承担者首先是国家”[2]，从而与国家在健康领域的责任和权力相关联。四者构成公民抗疫精神凝聚的基本内核。梳理其历史变迁和互动过程，可以看出公民抗疫精神正是在责任优先的意识中孕育起来的。

古代社会，“个体是其健康的唯一责任主体，国家只是消极地在最低道德标准的范围内为私人提供最后的救济手段”[3]，抗疫精神的形成基础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