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龙余,朱 璇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一靠自身的创生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 二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摩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1]。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文化传播和翻译的大家,对中国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功勋至伟。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鸠摩罗什、法显、真谛、玄奘、义净、达摩等声名卓著。 至现代,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也出现了一批声名卓著的传译大家。 他们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印度文化的翻译、传播上,而且体现在因为他们的卓越成果,保证了我国现代对外文化交流没有出现向西方一边倒的不正常局面。 对现代中国为翻译、传播印度文化、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学者进行论述、评价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季羡林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是独创新路、享誉世界、自成格局的卓然一大家。 他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和引领潮流的大思想家。 在季羡林之前,已有陈寅恪、汤用彤等印度研究学者。 但是,将印度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引进中国,并使之生根开花结果者,则非季羡林莫属。 笔者在《梵典与华章》中曾这样评价他:“季羡林是中国当代学术泰斗,在众多研究领域中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但是,在他的所有学术贡献中,印度学研究最基础、最重要,开展最早,坚持最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