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是大势,包括本雅明在内的西方思想者,大多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史。他们有的以思想的方式长期定居了下来,有的则如风行水上,一掠而过,不留痕迹。但无论如何,对于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而言,一个重大问题因此被彰显出来,即在现代中国,没有谁可以无视这些络绎不绝甚至蜂拥而至的旅行者。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人们所能做的,更多是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借鉴之下,发挥出中国人文历史的新面向,而忽视这种外来影响,纯粹在传统知识框架内做纯“国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美学或中国文学,但事实中,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学科形态的哲学和美学,古人所讲的文学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讲的种种中国史,基本是被西方现代人文学科体系规划的历史,西方出框架、中国出材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哲学界,这一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引起注意。金岳霖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写审查报告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中国人现在做哲学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一个是中国哲学。冯友兰和金岳霖在20世纪30年代挑出这个话题,至今一直在中国哲学界和美学界不断激起反响。比如前几年我国美学界开会,会议的主题仍然是“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