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月刊》与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研究
——兼论对当代学术期刊的启示

杨丽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四川成都610039）

《说文月刊》创办于1939年1月，其时，大量学术期刊受战争影响相继停办。曾受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卫聚贤感于“各种学术研究，无处发展，以致没有讨论的机会”①，牵头在上海自办了《说文月刊》。因上海沦陷，该刊于1941年12月出至第3卷第6期时停刊，1942年7月在重庆复刊。1947年1月，该刊出至第5卷第6期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说文月刊》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在其创办之初即已开始并一直持续，第1卷、第2卷刊发有关“吴越文化”研究的论文10余篇，有关四川古史的论文6篇；第3卷先后三次推出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专刊，发文48篇；第3卷第10期为“西北文化专刊”，相关论文19篇，重点刊发了西北文化中的“敦煌学”论文。《说文月刊》总48期共发文约500篇，在整个办刊过程中，地域文化是其关注的重点领域。

作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学术期刊，《说文月刊》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贡献较大，但目前学界对该刊物的研究较少。专门对《说文月刊》展开研究的有李玉芳的《卫聚贤与〈说文月刊〉》，文章详述了《说文月刊》的创办经过，以及创刊人卫聚贤在筹办发行款、广泛组稿设专栏以及作为主笔等方面对《说文月刊》做出的贡献[1]。段晓林的《民国时期敦煌学期刊文献研究》在统计民国期刊对“敦煌学”的发文数量时，提及《说文月刊》[2]。赵换的《卫聚贤学术研究》也对《说文月刊》有简短的介绍[3]。有些学术文章对《说文月刊》所推广的“巴蜀文化”有所涉及，如段渝的《“巴蜀文化”研究发轫》[4]、胡昭曦的《巴蜀文化学术命题的地理含义》[5]167-179充分肯定了《说文月刊》对巴蜀文化的发轫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