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阶段研究
——“现代性”语境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国倾向”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这又一次引发了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高潮。可是，我们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一个人物却不能不提，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老一辈来说，早已是老掉牙的人物；对于当今年轻人来说，却未必熟悉他，或对他感兴趣，甚至是否知道他也未可知，因为，笔者在课堂上无论询问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有谁读过《怎么办？》,结果竟无一人。问题来了：近2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这里热得不能再热，但我们却忽视了他的对手；过去那个时代，热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读不到他的论敌。这样，在陀氏与车氏这一对矛盾辩手之间，两代研读者手里，要么只有矛，要么只有盾。

在已有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中，多是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框架内进行；也有不多的几篇文章将两者并列对比的①，这时主要涉及围绕“水晶宫”意象在两人之间的论争。不过，在所有涉及两人关于“水晶宫”论争的研究中，无一例外，都将这一意象的原型指向伦敦1851年世界博览会会址的“水晶宫”，他们的论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参观过伦敦“水晶宫”，有《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为证②；车尔尼雪夫斯基1856年6月参观了伦敦“水晶宫”。但是，首先我们注意到，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56年参观了伦敦“水晶宫”时，无一例外，均没有指出任何出处，任何佐证，只说他没有留下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意象有没有其他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