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晚期走向改良主义了吗？
——兼论我国应对“新冷战”的斗争方法问题

刘翰林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关系问题始终是分歧最大、影响最深，也是最为基础的问题之一。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称《导言》）中，对以阶级对话为主要手段的和平斗争策略进行了重新论述。之后，第二国际放弃暴力革命，转向单纯依靠和平斗争，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叛变革命。部分西方学者就此认为，正是恩格斯对和平斗争策略的赞同引发了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错误[1]。近年来，美国部分资产阶级政客蓄意挑起了针对我国的“新冷战”。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是应该采取对抗手段，还是应该坚持对话？是否应当把对抗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继承，而把对话就看成是一种“改良主义”呢？本文将为恩格斯的革命观辩护，分析对抗与对话的辩证关系，为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一、晚年恩格斯何以被认为转向改良主义？

西方学者关于恩格斯革命路径观点的分析，是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为了暂时的革命目标，共产党也可以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2]。恩格斯在晚年又说：“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