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迎辉
在阅读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著作时,人们一开始确实很难将其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关联起来,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一障碍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在重塑历史与主体的关系时,卢卡奇明确告诉我们,现象学超出了辩证法,做出了奠基性工作[1]226。其后,现象学与作为其衍生形态的存在论一直以各种形式伴随并支撑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在马尔库塞、阿多诺、萨特、梅洛-庞蒂、帕奇等人那里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状况。
胡塞尔及其开创的现象学思潮具有何种思想特质使其能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酵素?本文将通过说明如下问题以回答这一难题。首先,与马克思哲学一样,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同样具有发现性的特质,“发现新存在”使他们一开始就在内在精神上具有了一致性;其次,通过对意识活动的还原和反思,超越论现象学不仅建构了纯粹意识的绝对存在,而且也能让我们洞悉社会历史性的存在,这一点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自由地借用现象学提供的理论资源;再次,现象学同样不满足于现实存在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它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批判展示了现实存在的显现和建构机制以及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构性。
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宣称:“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