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互构：“一带一路”进程中的节点城镇建设研究
——以中越边境凭祥市红木城为例

胡美术

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发展，以及区域及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变迁，中国已逐渐融入区域及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中来。其中，“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理论是区域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智慧的重要体现。如何将这些理论落地落实？从“一带一路”进程中节点城镇的建设入手推进区域及全球治理，不失为一个合适的视角。

何为节点城镇？陆大道认为，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系统[1]。这些“点”经过长时间积淀形成了城镇，“轴”则是包括公路、铁路、航空及航海线等在内的交通线。因此，节点城镇的重点在于“节点”二字，节点城镇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关经济和社会要素的线上或轴上的“城镇”。与2015年国家明确的27个省区34个“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相比，大多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陆路口岸城镇无论从规模、功能等方面都要小或者弱很多。但从二者关系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节点城镇包含了节点城市。

当下，学术界对我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及“一带一路”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关于乡村都市化的文化实践研究。其涉及民族、宗教及产业发展等，认为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文化建构作为乡村都市化发展的纽带和动力，应发挥其正面功能、规避负面功能，主要代表人物有周大鸣[2]等。其中，秦红增、杨恬等认为，通过文化“留村、兴村”，可实现乡村的就地都市化目标[3]。……